就在林枫陷入指挥部困局的第二周，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到了他的办公室。

    那天是周三下午，林枫正在修改一份给指挥部的技术协调意见。这份意见他已经改了三稿——第一稿被财政局退回来说“数据口径不一致”，第二稿被经委批了句“未充分考虑企业搬迁的实际困难”，第三稿他索性把每个数据都附上了原始出处和法律依据，连小数点后两位都不敢马虎。他正把一份土地收储进度的对比表逐行核对，桌上的座机响了。他拿起话筒，听到那头传来一个陌生但格外沉稳的声音，语速不快，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在念一份已经被反复确认过的公文。

    “是林枫同志吗？我是市纪委办公室。周正清书记想请你来一趟。今天下午，你方便吗。”

    林枫握着话筒的手指微微收紧了。市纪委。周正清。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在任何一个机关干部的耳朵里都是一种不寻常的组合。而“想请你来一趟”这句话，从纪委办公室的嘴里说出来，本身就带着一种让人心跳加速的模糊性——可以是例行谈话，可以是了解情况，也可以是别的什么。他脑子里飞速过了一遍自己这两年的所作所为：方案没有问题，程序没有问题，经济上没有任何把柄可抓。然后他说：“好的，我下午就过去。”

    挂了电话，他站起来整了整衣领和袖口，拿了外套就出了门。走在走廊里的时候，步子和平常一样稳，皮鞋敲在水磨石地面上的节奏没有变快也没有变慢。经过赵晓燕工位时她抬头看了他一眼，林枫说了句“出去办点事”就走了过去，没有给她多问一句的时间。

    市纪委不在市委大院里，在隔着两条街的一栋独立的灰色小楼。楼不高，只有四层，外墙是那种被风雨洗刷了几十年后沉淀下来的暗灰色，没有任何装饰，只有门楣上方挂着一枚不大的国徽。院子里停着几辆车，没有一辆是豪华品牌，清一色的黑色桑塔纳。门卫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穿着深蓝色的保安服，看了林枫的工作证之后让他登了记，然后指了指楼梯的方向。楼道里安静得出奇，每一扇门都关得严严实实，走廊里的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嗡嗡声，林枫走在上面，觉得自己的脚步声格外清晰，每一步都像是在敲一面蒙了厚布的大鼓。墙上贴着几张廉政宣传标语，玻璃框擦得一尘不染。

    秘书在二楼楼梯口等他。秘书三十出头，戴一副无框眼镜，表情和电话里的语调一样——公事公办，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他把林枫引到三楼，在一扇没有任何标识的深棕色木门前停住，敲了两下，推开一条缝，低声说了句“周书记，城建局林枫同志来了”，然后侧身让林枫进去，自己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这是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面积不大，目测不到二十平方。没有红木家具，没有豪华装修，一张深色的老式办公桌，桌面上放着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一部白色座机电话、一个白瓷茶杯和一支钢笔。桌角摆着一盆很小的绿萝，藤蔓从盆边垂下来，大概是整间办公室里唯一不带公务气息的东西。墙上挂着一幅全市行政区划图，和一幅装裱在玻璃框里的毛笔字——写的是“清正廉明”四个字，笔画方正刚硬，没有落款。靠墙是一排铁皮文件柜，柜门上贴着密级标签，锁得严严实实。窗边是一组老式布艺沙发，扶手上的绒布也磨出了线头，和王安国家里那组沙发有几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