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二十天，让陈准进去躲躲风头吧。”朱翊钧看完了陈准的杂报，这种严肃的政治讨论，在民间其实没有多少受众，一定不如豪门秘密来的畅销，讨论度其实也比较低。
可朝堂和民间，完全是两个温度，陈准现在是五品社学博士，他的杂报，一定会引起科道言官的口诛笔伐，因为《肉食者胜》和《藿食者败》的导向是完全一致的，最终导向，都是帝制终将灭亡。
无论是封建帝制还是郡县帝制，本质上都是维持家天下叙事，而家天下是一切苦难的根源。
把陈准关进去，就是让他处于无法选中的状态，这是保护。
《藿食者败》，层层递进，首先讨论了为何会出现民乱。
这一点，其实大明也早就讨论得很清楚了，贪得无厌的肉食者，总是发动阶级战争且总是获胜，而藿食者总是失败；
肉食者无休止地将手伸向百姓的米缸，肉食者们并不清楚，究竟哪一次伸手，掏空百姓最后一把米。
同样还有小农经济的脆弱性，高度封闭的小农经济，导致佃户、贫农、中农们对抗风险能力太低太低了，人口增加、粮食在天灾
这一点，在当初瑞金田兵之乱后，就已经讨论得非常清楚了。
民乱必然出现，百姓揭竿而起，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
肉食者总是获胜，藿食者总是失败，形成了恶性的向下循环，那想要民乱不再发生，或者减少发生，就要从两个角度去思考，阻止肉食者不断获胜，让藿食者获胜，打破循环。
文章的第二部分，给出了五个具体的原因，总结藿食者总是失败的原因。
第一，乌合之众。
藿食者，吃豆叶的百姓，总是为了生存疲于奔命，巨大的生存压力，导致多数的藿食者，对自身利益的损害过度的敏感，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又天然缺乏认同。
小到佃户恶从胆边生，大到席卷全国的民乱，都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因为过于看重私利忽视公共利益，导致了藿食者组成的队伍，往往是一大群乌合之众，任何缺乏组织度的组织，都会在斗争中失败。
“就这一条，科道言官就会扣陈准一个歧视小民的帽子，而后站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德高处，对陈准骂骂咧咧，轻则和之前主动从学校离开，重则和浙抚朱执自杀以证清白忠心。”朱翊钧圈出了第一个原因，面色十分难看。
陈准说话很难听，但这是客观现实，藿食者在斗争的过程中，缺乏团结性、组织性，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而且容易被蝇头小利所分化，最终导致斗争失败。
还田之前，乡贤缙绅们，往往只需要收买乡野之间那些恶霸、地痞、流氓等亡命之徒，就可以让藿食者选择忍气吞声，这些恶霸地痞们，往往会通过收拢跟班的方式，不断地分化农夫。
“陈准的话有些太直接了。”李佑恭斟酌了一下，怎么可以直接这么明晃晃的讲出来？
至少扯个农户缺乏足够物质基础的大旗，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为不够吃，所以想不到这些，而不是如此直接的讲，几乎所有的农民军都是草台班子。
“因为他的文章，不是给士林的大儒、官吏们看的，而是给百姓们看的，所以才会如此直接。”朱翊钧笑着说道，他要对百姓讲，就要讲的这么直接。
第二，流寇之风。
农民军多起于流民，逐粮而战，劫府库养兵。这导致他们极度缺乏治理意识，形成一种流动作战一补给耗尽一再流动的死循环。
比如黄巢从山东打到广州，又打回长安，千里转战，却从未真正治理过一寸土地，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也是如此。
这样的军队如雪球滚沙，看似声势浩大，一遇挫折便瞬间崩解。
没有稳定后方，就没有持续的兵员补充、确切的财政支撑、后勤补给和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以地主为主的知识分子，也不敢真心归附。
战争越打越象抢劫，军队越打越象匪帮，战略上无法完成从破坏到建设的质变，就是陈准说的第二个原因。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不要做流寇，而是王天下。”朱翊钧总结了下第二条，意思是农民揭竿而起后，应该做的是经营，而非流寇式行军打仗。
第三，占田之恶。
农民揭竿而起，其口号往往都和均田密不可分，但陈准枚举了历代大规模民乱，这些民乱，从未真正实现过哪怕一次的、彻底性的土地变革。
均田制，朱翊钧干了快三十年了，还在还田打转，他都没有信心去均田。
因为均田这件事，本身就需要一个极其强大的朝廷和精确的户籍统计，而农民军在动荡中，根本无力去统计丁口，流民实在是太多了，抛荒实在是太多了，战乱的时候，黄册、鱼鳞册等等，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更致命的是，基于乌合之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