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低头看了一眼碗里剩下的几颗豌豆，他的定律，再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
那些当年被忽略的、被认为是“模糊的数学游戏”的实验，在一个世纪后由另一个物种证实了。
“原来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性状。”他顿了顿，目光落在豌豆上，“果蝇的眼睛颜色和性别绑定了，而我当时，没有找到这么好的性状。”
豌豆的好处说完了，果蝇作为现代遗传学的实验材料有哪些优点呢？
从豌豆，果蝇到噬菌体，生物本身也见证了人类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它不需要人类像天文学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寻求，而是尺寸间的微小距离便洞悉了生物的本质。
当然这也离不开摩尔根的研究，他一眼看到了孟德尔的定律，第二眼就看到没人注意到的性状与性别挂钩，没有这种天才般的洞悉，果蝇估计还要不知道抖擞精神多久呢。
达尔文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下巴搁在交叠的手背上，望着天幕上那行“博物派太粗疏”的字样，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他目光有些复杂：“什么叫老一代的科学家，没有严谨实验，全靠猜？”
他的声音不高，带着一点对自己境遇的无奈，“我也是想搞些数学的，奈何实力不允许啊。”
无内鬼，来点达尔文数学笑话，但话说回来，很久之前作者对生物学的印象就是接触不同生物，感受它们的美妙。
什么时候主流变成一堆严谨的数字和实验了呢？
摩尔根在加州理工大学的时候给学生开设课程，他创造性地将林奈的分类这类课程删减，加入更多基础的实验，数学等课程。
生物学的画风主流逐渐从抽象到严谨转变。
学生们：你一定要幸福啊，摩尔根！不对，哈基摩你这家伙，娶了自己的研究生是吧。
作为一名名门后代，长得帅，学识高，还踏马
【发现伴性遗传之后，摩尔根的研究重心转向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除了性染色体，其他染色体上的基因是怎么排列的？
常染色体不像性染色体那样有明显的性别对应关系，杂交实验做出来的数据经常对不上预期的比例。
一些性状之间似乎存在连锁，但又不是百分之百一起遗传，偶尔会出现重组。
这就需要一个更大的研究计划，不止是观察单一基因，而是绘制整条染色体上的基因相对位置。
摩尔根身边聚集了三位注定要写进遗传学史的年轻人。
第一位是斯特蒂文特，一个极其细心、做事一丝不苟的人。
他的眼睛像是长在显微镜上，能连续数小时盯着果蝇的性状标记，不错过任何一只变异个体。
他的实验记录本整洁到让印刷厂都想挖他去排字，摩尔根后来常说，果蝇研究的地基是布里奇斯一个人打下去的。
第二位弟子布里奇斯与斯特蒂文特截然相反。
他也有一双极其锐利的眼睛，肉眼观察果蝇突变的能力强到近乎特异功能，但实验之外的私生活完全不受任何道德教条的约束。
他是一个坚定的性自由派，经常同时拥有多位女友。
摩尔根的夫人后来回忆，每当实验室在晚上举行家庭学术讨论会，这位弟子往往会带不同的年轻女性一起出席。
摩尔根本人对此从不置评，只要讨论会上你能拿出足够好的数据和论点，你带谁来是你的事。
第三位弟子缪勒是个思想上的激进派。
他同情共产主义，对主流遗传学之外的各种冷门理论抱有强烈的兴趣，尤其喜欢研究突变、染色体异常这类不那么四平八稳的方向。
三人当中他的性格最尖锐，但科学洞察力也最独特，很多被主流忽视的问题，往往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
正是在这个时期，细胞学家发现了一件重要的细胞内部结构：联会。
在减数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会两两配对，然后交换部分片段之后再分开。
这个发现立即点燃了果蝇小组的想象力：
如果在染色体交换片段的频率和基因之间的遗传距离之间存在某种函数关系，那就能从概率数据反推出基因在染色体上的相对位置。
摩尔根让斯特蒂文特，实际上他是小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一个刚满十九岁的本科生专门负责这件事。
斯特蒂文特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不眠不休地算了整整一晚，第二天早上交出了一份草图：
世界上第一张基因连锁图谱。
他用的是五个基因之间的重组频率数据，排列顺序和相对距离全部与后来的物理图谱吻合。
摩尔根的实验室有一个很奇特的气氛。
他自己在学术讨论中从不板著脸，喜欢一边抽烟斗一边和学生开玩笑，偶尔把最严肃的实验结果比喻成棒球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