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纷纷附和，掌声、叫好声混成一片。
现在正值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巅峰，日不落帝国、万国博览会、工业革命的荣光——大家当然都是赞美她。
尽管在场有不少人心里清楚，几年前他们还在报纸上匿名撰文，抨击这位年轻女王“感情用事、不谙国务”。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它做什么呢？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把目光盯在八卦和朝堂上。
角落里有几位年长的绅士放下了酒杯，沉默地听完了整段“肯辛顿体制”的讲述。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爵士摘下眼镜，用绒布慢慢地擦著镜片，声音低得像是自言自语：
“这么悲惨的童年十八岁之前连独自走路都不被允许。
旁边几个人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把杯中的威士忌喝了一口。
印度，加尔各答的一条窄巷子里。爱尔兰，都柏林的一家小酒馆里。
不同肤色、不同口音的人仰头望着同一块天幕，听着同一个故事。
维多利亚女王的悲惨童年，在他们心里激起的不是同情，而是一种冰冷的、压了很久的东西。
“她的悲惨是悲惨，”一个印度商人把手中的报纸卷起来，攥得紧紧的，“我们的悲惨就不是悲惨了吗？”
酒馆里，一个爱尔兰工人把酒杯重重地顿在吧台上，深色的液体溅了出来。
他没有擦，只是盯着天幕上那个被讲述、被同情、被包围的女王，眼睛里有一团火在烧。
“终有一天，”他低声说，声音不大，却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英国会为此付出代价。
【就在她最需要一根锚的时刻，锚来了。他叫阿尔伯特，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小王子，也是维多利亚的德国表弟。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维多利亚十七岁，她对阿尔伯特的评价带着少女的苛刻：
“他的五官太过精致，身材不够挺拔。”
三年后，1839年10月10日，阿尔伯特再次访问温莎，这一次，一切都不一样了。
维多利亚在日记里用颤抖的笔迹写道：
“阿尔伯特实在太英俊了，他的头发几乎是黑色的，他的眼睛又大又蓝，他有一副漂亮的鼻子和一张非常甜美的嘴我的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感情。”
她向阿尔伯特求婚，按照王室礼仪，君主不能“被求婚”，必须由她主动开口，而阿尔伯特接受了。
这个同样在破碎家庭长大的德国王子，他母亲因通奸被驱逐，五岁后再未见过母亲，和维多利亚分享著一种罕见的默契：
两个童年被剥夺的人，在对方身上找到了童年缺失的一切。
他们之间的情书至今读来令人脸红心跳，维多利亚曾在一张便条上写：“没有你，一切都失去色彩。”
阿尔伯特不是那种满足于当花瓶的亲王，他很快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他整顿了王室内务，把腐败臃肿的宫廷管理变成了高效透明的现代机构；
他亲自设计了奥斯本宫的园林和温莎农场，把科学农业引入了王室领地；
他深入研究工业技术和艺术设计，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具有现代视野的统治者之一。
而他们共同的巅峰之作，是1851年万国博览会。
当阿尔伯特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几乎所有人都在嘲笑，在一个革命遍地、君主制岌岌可危的年代，你要把全世界的工业产品放在一座玻璃房子里展览？
但阿尔伯特坚持了下来，维多利亚全力支持。
水晶宫在海德公园拔地而起，十万件展品从全球涌来，六百万人涌入参观。
开幕式那天，维多利亚站在水晶宫中央，透过玻璃穹顶看着阳光倾泻而下，她在日记里写道：
“这是全世界最伟大、最美丽的奇观。阿尔伯特的名字将永远与这一天连在一起。”
那是他们爱情的顶峰，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最终凝结，进步、自信、全球视野。】
天幕上的讲述还在继续，可书房里的气氛已经彻底变了。
维多利亚女王的脸上像是著了火。
那些日记，那些她年轻时写在纸上的、滚烫的、只属于自己和纸张的私密话语——被天幕一字不落地念了出来。
“没有你，一切都失去色彩。”
她当初写的时候觉得那是全世界最真诚的表白，现在听起来却像是十几岁小姑娘犯的花痴病。
而且一想到那些日记被未来的人随意翻阅，她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后背凉飕飕的，像是被人从领口塞了一团雪。
阿尔伯特亲王的耳朵红得能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