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沙哑而激动，像是在对天幕哭诉，又像是在向这个时代讨个说法：
“我原先想救国！开顶大顶大的工厂，给工人发高工资，让法国强起来！
好不容易到了第一共和国，我以为终于可以干了——可后来怎么著？
拿破仑一世打倒共和，那些投机分子一个个都倒到另一边去了，就我还傻站着！”
“现在到了第二共和国，倒是想起我们的好来了。
他仰头把杯底最后一口苦艾酒灌进喉咙，酒杯空荡荡地照出他模糊的脸。
对面坐着一位老兵，胸前挂著一枚已经褪色的勋章。
他眼含热泪，拍了拍桌子：
“那不是吗？我跟着拿破仑打了多少仗！
义大利、埃及、莫斯科，哪一场不是我冲在最前面？共和国来了呢？把我丢到一边，好似我们不是为国争光！”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要我说，做人就要吃喝嫖赌，不能干好事，我爱我的国啊，可谁来爱我？”
咖啡店店长端著一壶新煮的咖啡走过来，脚步停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把壶放在桌上，声音不大，却透著一种疲惫的坚决：
“好了好了，先生们。莫谈国事。”
没有人再说话了，只有苦艾酒的味道在空气里慢慢散开。
俄国，一家简陋的酒馆里，几个工人围坐在一张油乎乎的木头桌旁，面前摆着几杯劣质伏特加。
天幕上的声音从头顶落下来，他们听着，偶尔碰一下杯，脸上没有愤怒，没有激动，甚至没有什么表情。
不是他们不想愤怒，是不敢。
沙俄的统治下，贵族一个小小的喷嚏就能把一个农民全家流放到西伯利亚。
愤怒是奢侈品，是那些吃饱了穿暖了的人才配拥有的情绪，而他们连饭都还没吃饱。
一个年长的工人把杯中的伏特加一饮而尽，哈出一口白气，声音闷闷的：
“俄国是凌冽的寒冷，把心都冻僵了。”
他顿了顿，把空杯子倒扣在桌上，“咱们这些人，是看不到希望的。”
没有人反驳他，酒馆外面，雪还在下。
美国，密西西比河畔的一片种植园旁边。
几个黑人农民直起腰，用手背擦著额头的汗，望着天幕上那些关于美国内战的讲述。
太阳炽热地烤着他们的脊背，鞭子的痕迹还在，资本家的账本还在，强盗的枪声还在，种族歧视的目光还在。
美国是新生的是充满活力的，可这份活力和新生，是用血浇灌出来的。
一个年轻的黑人放下锄头，望了一眼天边那轮白晃晃的太阳，低声说了一句：
“他们说解放了，可解放之后呢？”没有人回答他。
牛顿坐在石阶上，嘴巴张著，半天没有合拢。
他原以为自己这个时代已经够动荡了，查理一世被公开处刑，那可是一个国王被砍了头，放在从前他想都不敢想。
查理一世的公开处刑，在那个时代的大河里，恐怕连半朵水花都溅不起来吧。
【那个时代的文学，不是书斋里的消遣，而是整个时代的良心和愤怒。
1848年2月，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在伦敦出版。
开篇第一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欧洲的天空：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马克思花了数十年时间研究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写下了巨著《资本论》。
他在书里冷酷地剖析了利润、剩余价值和剥削，而他自己穷到靠恩格斯接济才能活下去，三个孩子死于贫困。
维多利亚时代最激进的思想，诞生在帝国的心脏。
法国这边，雨果在流亡中完成了《悲惨世界》（1862）。
冉阿让为偷一块面包被判十九年苦役，芳汀为养活女儿卖掉头发、牙齿和身体，而警长沙威代表的法律不关心正义，只关心秩序。
雨果在序言里写道：“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贫困，这本书就不是无用的。”
同一时期，福楼拜因为《包法利夫人》被控“伤风败俗”，左拉在矿井里调研写出了《萌芽》，巴尔扎克已经用《人间喜剧》系列搭起了一座复辟王朝时期法国社会的宏大舞台，这些小说的共同敌人，是那个把穷人碾成粉末的制度。
俄国的托尔斯泰，把19世纪最伟大的两部小说嵌进了这个时代的首尾。
《战争与和平》（1869）描写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俄国贵族社会，安德烈公爵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仰望星空的那一刻，是整个文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