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诶，大刘——”一个年轻佃户直起腰，拿袖子胡乱抹了一把脸，喘著粗气说，“你说咱要是有花不完的钱，该多好。
真羡慕那些绅士老爷们，天天躺着都有仆人扇扇子。”
刘易斯也停了手里的活，把锄头杵在地上，掏出一块皱巴巴的布擦额头的汗，哼了一声：
“要是有花不完的钱，那钱就不值钱。与其想那些老爷多气派，不如想想他们多可恨。”
话音未落，旁边一个老佃户赶紧凑过来，压着嗓子拉了拉他的衣角：
“大刘，这话可不兴说哩！被听见了就得抓起来，人家管这叫仇富。”
刘易斯嘴角一撇，目光往远处那片庄园的方向斜了斜，嘴里嘟囔了一句：
“哼，迟早有一天，全挂路灯上。”
几个佃户脸色一变，还没来得及接话，头顶的天幕忽然亮了。
【如果在人类所有社会行为中，选一个最普遍、最持久、也最不好意思公开承认的，那一定是，对有钱人的区别对待。
这件事有多普遍？
你走进任何一座城市最贵的商场，会发现奢侈品店员对你和朋友的态度，取决于你脚上那双鞋的磨损程度。
你住进同一家五星级酒店，订普通房和订总统套房的客人，在前台被叫出名字的速度完全不同。
同样是迟到，开保时捷的客户叫“行程紧张可以理解”，坐公交的客户叫“不守时缺乏诚意”。
更绝的是，这种区别对待从来不需要写成白纸黑字的规定。
它是一种流淌在人类社会血液里的、心照不宣的暗码。】
天幕上的话不紧不慢地落下来，像一面无形的镜子，照得人无处可躲。
牛顿坐在书桌前，手里的羽毛笔悬在半空，半晌没动。
他望着天幕，缓缓摇了摇头。
事实确实如此。他在剑桥见过太多，一个有钱的校友，哪怕学术平平、品行上也说不上端正，教授们见了他依然客客气气，院长见了他的父亲也要欠一欠身。
而一个穷学生，同样的错，换来的可能就是训斥甚至开除。
不是写在条文里的规矩，可人人心里都有那杆秤，歪得心照不宣。
“钱。”牛顿把笔放下，低声说了一个字，像是在嚼一块没味道的干面包。
如果像天幕说的一样，让他当上英国银行行长，他一定要把那些造假币，肆意敛财的人抽出旋风大陀螺。
法国，一间简朴的书房里。
雨果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搭在胸前，听完天幕那段话，长长地叹了口气。
人性如此。他见过太多。
革命年代流落在外那十几年，他见过暴发户在宴会上被权贵们众星捧月，也见过穷困潦倒的老贵族被人当面啐唾沫。
人总是慕强的，而钱，往往比血统更直接地标定了一个人的“分量”。
他回忆起某次在火车上，一位衣着光鲜的商人对身边的工人颐指气使，转头看见对面坐着一位公爵，立刻换了副面孔，腰都弯了三度。
“丑态百出。”雨果闭上眼睛，不愿再多想。
俄国，军营。
托尔斯泰坐在简陋的木板床上，军大衣没脱，手里捧著一碗已经凉透的粥。
他听着天幕的话，喉咙动了动，却没喝。
俄国的穷人，一抓一大把。他在塞瓦斯托波尔见过太多，那些被征来的农奴兵，脚上裹着破布，衣服上打满补丁，饿著肚子在泥地里行军，受了伤连呻吟都不敢大声。
可真正让他心酸的，不是这些。比物质上的穷更可怕的，是精神上也成了彻彻底底的穷人，麻木，认命，连愤怒都没有了。
被军官克扣军饷，他们只会低头；被贵族当牛马使唤，他们只求少挨两鞭子。
“麻木不仁。”托尔斯泰把粥碗放在一旁，碗底磕在木板上，发出一声闷响。
军营外，风声呜咽著穿过荒野，像是一个巨大的、无声的叹息。
或许这来自无论哪个时空，哪个地方的人民，贫穷都是最可怕的病毒，对钱的渴望超过了一切。
就像世界所有的病只有一种，那就是穷病。
他穿着被海水泡过的破衣服，裁缝只瞥了一眼，就把他归类为“消费不起的穷人”。
扔给他一件最便宜的成衣，表情写着“买完赶紧走”。
然后亨利掏出那张百万英镑钞票，请注意，他没有付钱，钞票还握在他手里，裁缝的态度在零点几秒内完成了从西伯利亚冻土到加勒比阳光的切换：
弯腰、堆笑、双手发抖，免费给他换最贵的西装，还宣布从今以后他就是店里的终身贵宾。
人格没有变，谈吐没有变，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