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父的华侨商会人脉在谅山铺开之后，林浩很快见识了越南地方政府的另一面。

    头一天在工业区管委会的会议室里，主任亲自端着一壶滴漏咖啡笑容满面地接待他们，咖啡杯旁边摆着一碟沾了芝麻的油炸糯米团子。

    主任用夹生中文说他非常欢迎中国企业来越南投资，跨境经济合作区对外资有特殊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免三减半，土地租金比河内便宜很多，一条龙服务保证让林总满意。

    他还拉着林浩的手摇晃了好几下，林浩从那热情里闻到一股熟悉的试探味。

    第二天，同样的会议室，咖啡换成了凉茶，笑容换成了公事公办的沉默。

    管委会有个分管审批的处长，四十来岁，梳着三七分的头发，穿着短袖白衬衫，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三份同样的材料，嘴里只反复说这里还缺一个章那里还要补个件，等材料补齐了再说。

    阿辉本来抱着秦雨整理的原件和越文翻译复印件坐在会议桌后排，见状忍不住小声说越南真难。

    林浩没有说话。

    当天晚上阮父在谅山市区一家不起眼的路边大排档请客，桌上也摆着滴漏咖啡——只是这杯咖啡旁边多了一个对折的信封，里面夹着阮父替他垫付的十万越南盾。

    阮父把那位处长在咖啡杯旁单独约谈了十多分钟，回来时处长衬衫口袋微微鼓了一角，脸上那副公事公办的沉默已经换成亲切的点头，说材料他今晚亲自再核对一遍。

    阮明妆坐在林浩对面，看到自己父亲替人递信封的那一瞬，端起米线碗挡住了脸，碗沿后面只露出半只眼睛，睫毛在碗沿上方微微颤动。

    之后几天的情况更像一场接力赛。每过一个环节，林浩都要在阮父或黎文雄的暗示下准备信封，金额从小几十万到一两百万越南盾不等，折合人民币几百块到几千块。

    这些钱每次都是通过中间人转手，从不留收据，从不当面点明，但又必须恰到好处——给少了对方觉得你不懂事，给多了反而把人家得罪了。

    到后来他几乎不用等人开口就能从对方拖慢数倍的文件翻页声里读出下一张信封该放多少。

    跟国内陈队长那种每月定期固定数额的月费不同，越南的基层官员要钱更直接也更细碎，但在拿钱办事的效率上至少不比寮步区环保局某些人低。

    林浩从黎文雄那里听来一句本地话——他说这里衙门办事讲究“b?i tr?n”，中文大概能翻成“润滑”，链条多长就得加多厚的油。

    有一次阿辉忍不住嘀咕说这群人看我们的眼神就像看送财童子。

    林浩在汽车站旁边的露天茶馆里把信封重新数了一遍，把已经磨薄的钞票清点清楚，把送出去和剩下的各自归拢。

    他说送财童子也分两种——送完就走的，和送完还能把庙改建的。

    他刚来谅山时计划总投资额度在心里有个大致的框，但这个框里没有预留这些信封的份量。

    他想起当年把两条软中华塞进陈队长抽屉时自己手心全是汗，现在坐在这家缺了半盏灯的茶馆里把换好的越南盾折进对折信封，动作比当初递中华烟时快得多。

    在汽车站旁边的那家茶馆里，黎文雄第一次单独跟林浩聊起了审批之外的事。

    他打开随身携带的保温杯，泡茶用的却是本地粗茶叶和几片干柠檬，苦中带着涩。

    他说你之前在寮步做的那些会员制和免费检测工棚，我们这边没有，谅山的司机们只知道加油，不知道被服务是什么感觉。

    他停了停补了一句——有红包的路只能走一次，有油站的路能走一辈子。

    不远处友谊关方向的国道上又有一辆大货车的远光灯扫过，隔着蒙尘的窗玻璃映亮了茶馆门柱上几道淡淡的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