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疤脸！“他爬到驾驶舱门口，“有退烧药吗？“
刀疤脸头也不回：“没有。船上只有碘酒和红药水。“
“她会烧坏脑子的。“
“那是你们的事。“刀疤脸冷冷地说，“我管不了。“
林默涵回到舱里，从衬衫口袋里掏出那张女儿的照片，用牙齿咬住一角，然后撕下一条边缘的硬纸板。他把纸板在柴油灯上烤软，卷成细筒，塞进陈明月的耳朵里——这是他在训练时学过的土法退烧，刺激耳部穴位，效果有限，但聊胜于无。
他又从铁桶里舀了水，用衬衫角蘸着水敷在她的额头上。
“撑住。“他握着她的手，“到了基隆就找医生。“
陈明月在昏沉中攥紧了他的手，指甲几乎嵌进他的肉里。
“林默涵——“
“我在。“
“如果我不行了——“
“你不会有事。“
她没有再说话。手指慢慢松了，但始终没有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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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凌晨，船到了基隆。
基隆港比高雄小，但更拥挤。码头上停满了渔船、货轮和军舰，探照灯把整个港区照得通明。空气中飘着雨雾和煤烟，远处山上的灯塔一明一灭。
顺丰号靠上了渔会码头的三号泊位。刀疤脸熄了火，柴油机终于安静下来，船舱里突然的寂静让人耳朵嗡嗡作响。
“到了。“他站在驾驶舱门口，脸色不太好，“码头上查得紧，你们等天亮了再走。混在卸鱼的苦力里出去，别一起走。“
林默涵从舱里爬出来，站在甲板上深吸了一口气。基隆的空气比高雄冷，带着山风和海水的咸腥。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码头上开始有人走动。
他回到舱里，把陈明月扶起来。
“到了，基隆。能走吗？“
陈明月睁开眼，眼神比昨天清明了一些。她试着动了动左腿，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但咬着牙站了起来。
“能走。“
刀疤脸从驾驶舱丢下来两套破旧的胶皮围裙和两顶斗笠。
“穿上，像卸鱼的。“
林默涵帮陈明月穿上围裙，把斗笠压低遮住她的脸。他自己也换上，然后背上那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发报机的零件、密码本和最后几卷胶卷。
天亮了。
码头上开始热闹起来。苦力们推着板车来来往往，吆喝声、争吵声、柴油机的轰鸣声混成一片。海关的人站在入口处检查证件，但大多数时候只是懒洋洋地扫一眼就放行。
“走。“林默涵低声说。
他们混在一群卸鱼的苦力中间，低着头走出码头。陈明月的左腿每走一步都疼得她额头冒汗，但她走得稳，没有一瘸一拐——她把重心全压在右腿上，左腿只是轻轻点地。
出了码头大门，林默涵拦了一辆三轮车。
“去大稻埕。“
三轮车踩进基隆市区，沿着狭窄的街道往内陆走。基隆的山比高雄多，街道沿着山坡蜿蜒而上，两旁是低矮的日式木屋和水泥楼房。雨雾在山间飘荡，像一层薄纱笼罩着整座城市。
大稻埕在台北的西侧，从基隆过去大约四十分钟的车程。三轮车穿过台北市区时，林默涵看见街头的电线杆上贴着新的通缉令——“海燕通缉令“，上面画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侧脸剪影。
他低下了头。
车夫回头看了一眼：“先生，不舒服？“
“有点晕车。“
“快到了，大稻埕就在前面。“
三轮车停在大稻埕迪化街口。林默涵付了钱，扶着陈明月下车。
迪化街是台北最老的街道之一，两旁是清代和日据时期留下的老建筑，骑楼下开着中药铺、布庄、南北货行。清晨的街道上已经有了人气，卖早点的摊贩支起炉灶，油条在油锅里滋滋作响。
林默涵扶着陈明月走进一条横巷，在巷子深处找到了那扇斑驳的木门。
门牌号还在。
他敲了三下门，停一秒，再敲两下。
里面没有动静。
他又敲了一遍。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苍老的脸——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手里拄着拐杖。
“找谁？“
“找陈文彬。我是他表弟，从澎湖来的。“
老太太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慢慢把门打开。
“进来吧。“
林默涵扶着陈明月跨过门槛。院子里种着一棵老芒果树，树下摆着石桌石凳。正房是三间平房，门窗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陈先生上个月刚走。“老太太说，“说是去南部进货，还没回来。“
林默涵的心脏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