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来得晚，三月末华盛顿的樱花才刚刚盛开。潮汐湖畔的关山樱沿着水岸排成深粉色的拱廊，花瓣落在水面上铺成一层薄薄的、不停打转的毯子。母亲说她想去看樱花，说这季节的华盛顿像多年前她和他在釜山刚认识时那样——满城都是花，连港口运煤的驳船都被风吹了几瓣落在甲板上。

    

    威尔开车带她去。那辆旧丰田已经换成了二手别克，但后备箱里常备的东西没变——一把折叠轮椅、一条毯子、一个装满热红茶的保温瓶。父亲走后的第二年他带母亲去苏比克湾看过小梅，第三年去了京都花乃里，千代在茶会后把小学徒拉到母亲跟前说这是卡特奶奶。佐治亚、冲绳、釜山、神户，每到一个港口，母亲都会从针线篮里拿出一只父亲用旧明信片折的千纸鹤放在当地的教堂、寺庙或灯塔下。他们走到一处长椅旁，母亲忽然停下来。这里就是他们初见的地方——那时她刚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和几个女同学一起来华盛顿看樱花。父亲从釜山调回华盛顿做短期述职，那天他本该去五角大楼听一个后勤讲座，却鬼使神差绕到了湖边。她说她记得很清楚，他当时穿着军装却敞着领口，手里拿着一份被风吹得哗哗响的调配单，站在一棵还没开花的樱树下，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在看花。

    

    “我倒退了好几步差点绊到树根，他扶了一下我的手肘，正要把手抽回去，我说没关系。他问我是来华盛顿开会的吗，我说不，我来等花。他说他也是——等花。他手里那份调配单，后来被我压在梳妆台抽屉最底下，十几年没再看过。”

    

    母亲把那枝关山樱小心地放在膝头，从口袋里摸出一只父亲用旧明信片折的千纸鹤——蓝色，已经褪得快发白了。她把它放在树根旁的草地上，像放下一封没有邮票的信。然后抬头看着他说：“吉姆，调配单不用签了。花开了。”

    

    威尔退到几步之外，靠在杰斐逊纪念堂的大理石柱廊下。花瓣飘在他肩头，他没有拂。每年来这里看樱花的人成千上万，没人注意那个白发老妇在树下放了一只纸鹤。他拿出随身带着的日记本，翻到新的一页——这本本子已经是第二本了，从阿灵顿拿到它那天算起，他在手里写了十二年。

    

    华盛顿的樱花开了。母亲在潮汐湖畔找到她与父亲相遇的那棵关山樱，在树根旁放了一只他折的千纸鹤——蓝色，褪得快发白了。然后抬头对着枝丫最密处说：“花开了，这枝樱花真好看。”老花镜后她的眼睛还很亮。

    

    我把她的轮椅停在湖边长椅上，花瓣落在她膝头，她没去拂。风吹了一上午，她把围巾裹裹紧，问我今晚回家能不能把父亲那件旧军装外套从阁楼拿出来。她说春天潮气重，要晾一晾——其实那件外套每年这个季节她都晾，都已经晾了好些年了，只是从不说破。

    

    我靠在石墙上把母亲和他年轻时的故事重想一遍。其实早在我出生以前，在他们站在这棵还没开花的樱树下以前，甚至在他第一次签调配单以前——卡特家所有航线的起点就已不是调配编号，是爱。

    

    他合上日记本，湖面上的花瓣还在风里打转。远处母亲正对着树根旁那只千纸鹤轻轻挥了挥手，不是告别，是每年都会重复的问候。她抬起头，让威尔推她去湖边看对岸新开的几株吉野樱，路过石凳时停下来，从膝头的针线篮里拿出一只粉色的千纸鹤放在凳脚边——这是给从未见过这片湖的二叔的。她拍了拍千纸鹤的翅膀尖，说罗伯特以前休年假时总说要来华盛顿看樱花，后来总把假期调去釜山。湖对岸有群学生正仰头拍照，枝头密密麻麻全是粉白，没有谁注意到她。她把手重新搭在膝头。

    

    傍晚回到家，威尔把父亲那件旧军装外套从阁楼拿出来挂在后廊晾衣绳上。暮色从蓝岭山豁口里漫下来，母亲坐在摇椅上，膝头摊着那本《驻日美军后勤物资损耗标准手册》——她把里面所有与调配编号有关的页码都折了角，从夹层里翻出一张父亲年轻时的照片，背面只有一行字：“玛丽，在釜山。她那天没穿军装。”她把照片翻过来，用铅笔在下面加了一行更淡的字：“今天也没穿。”

    

    第二天清晨，她进厨房，从橱柜最下面那格拿出最后几罐父亲亲手熬的苹果酱——标签有些发脆，但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还很清楚。她拧开一罐放在砧板旁边，把一张写好的标签贴在罐底：卡特太太的苹果酱——从此由她接管。围裙还是那条芒果围裙，洗得发白，边角补过两道新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