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站在楼梯口，手里拿着一把鸡毛掸子，朝楼上喊了一声。她决定今天清理阁楼，命令父亲把堆了二十多年的旧箱子一个一个搬下来。父亲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左肩那道旧伤在阴雨天照例隐隐作痛，但今天是个大晴天，他搬得比谁都起劲。他说阁楼里藏着他从苏比克湾带回来的最后一箱调配单，母亲说你那些纸要么拿去生火要么叠纸飞机，今天必须全部清完。
威尔负责在阁楼里接应。他蹲在低矮的房梁下面，把父亲从梯口递上来的旧纸箱一个一个拖到亮处。阁楼里弥漫着旧木头和防虫丸的气味，斜屋顶上有一扇小圆窗，阳光从那里照进来，把灰尘照成一根缓缓旋转的金色柱子。他打开第四个箱子时，手指碰到一个藤编的小箱子，不是美军的标准制式，是菲律宾手工艺品——椰子纤维编的，边角用牛皮加固，扣子上拴着一根褪色的红绳。
他认得这个箱子。这是二叔的遗物之一，从马尼拉陆军医院寄到苏比克湾，小梅把它和那件旧军装外套一起转寄到弗吉尼亚。母亲收到后没有打开，只是把它放在阁楼最深处，说等哪天卡特家所有男人都在家的时候再开。今天所有人都在家。
他拎着藤箱走下阁楼，父亲正站在楼梯口用袖子擦汗，看见藤箱，动作停了一下，然后把擦汗的手放下来，在裤子上蹭了蹭灰。客厅里，母亲把鸡毛掸子放在一旁，从厨房端来三杯冰茶。她把藤箱放在咖啡桌上，解掉那根系了二十多年的红绳，掀开盖子。
最上面是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二叔年轻时在釜山港，穿着朝鲜战争时期的旧式军装，站在一艘货轮的跳板前，笑得很拘谨。照片旁边压着一份折叠整齐的菲律宾入籍证书副本，国籍栏里填着菲律宾，姓名栏写着小梅·卡特——她最后还是用了他的姓氏，担保人签字栏里威尔的签名旁边，石川刚工工整整地附署了他的名字。母亲把证书捧近了仔细看那些早已干透的墨迹，又放回膝上，说小梅以后可以把新护照和洗衣店捐出的那些床单收据放在一起。她停了一会儿，用极轻的声音说这名字好。
下面是一沓被退回的明信片，每一张都盖着查无此人的红色邮戳。釜山、那霸、马尼拉、苏比克湾——收件人写的都是他自己在弗吉尼亚的旧地址。母亲把明信片一张一张摊开，看到最后一张时翻到背面，背面还是那行相同的字：港口的事都安排好了。
藤箱最底下压着一本极薄的硬壳笔记本。封面是褐色的牛皮纸，边缘磨得发毛，打开，扉页上贴着一张从九龙浦旧货市场收来的空白标签，上面用褪色的蓝黑墨水写着——调配官，请签字。日期空着。笔记本里夹着一份折叠的旧航线图，威尔曾从亨利·帕克手里收到过同样的副本，但这份是原始手绘稿——铅笔和墨水画着从釜山、那霸、马尼拉、横须贺之间连线成网的航线，在釜山港东南角画着一颗极小的五角星，旁边用更细的字写着：钥匙寄存在此，留给未来。
他认出了那里——九龙浦旧码头管理处档案室最底层柜子。后来他和石川刚在改建成海事博物馆的门廊前推开那扇铁门，锁芯与备用钥匙上那道不规则的补痕咬合时发出的轻响，就像现在翻开这本笔记本时纸张摩擦在指尖的触感，薄而脆，但没碎。
母亲从藤箱里拿出最后一样东西——一本掌上型配给手册。封面上印着太平洋战区，内页却夹着一份折得整整齐齐的蜂窝组织提取申请表，上面填着父亲的名字和他在苏比克湾那段时间的病房编号。申请人是罗伯特·卡特准将，附注栏里用很细的铅笔字写着同一行小字：给他一个港口，不用再漂了。申请表背面是玛丽亚的字迹，只有一句：这是老卡特先生在苏比克湾住院时，他弟弟替他申请的低盐饮食。医院档案馆说这份表格夹错了箱子，我今天才找到。
母亲把这张薄纸按在心口停了好几秒，然后重新放回配给手册夹层。她让威尔去书房拿那本新日记本来——不是要写，只是想让这本旧的航线图和新日记本放在一起。它们本来就该放在一起。威尔从书房把新旧两本日记本都拿下来放在咖啡桌上，将那份旧航线图盖在二叔的笔记本最上面，又把小梅的新入籍证书摆在旁边。父亲摘下老花镜，没有感慨什么，只是用拇指指腹把那几份文件按平，然后站起来走进厨房，系上那条芒果围裙——我在苏比克湾还欠你妈一顿苹果派，今天补。
威尔坐在沙发上翻开自己的日记本，开始写。窗外的苹果花偶尔飘进来几瓣，落在纸页间，他没有去拂。
阁楼清了。二叔的藤箱里没有调配单，只有他这辈子唯一签过的一次调配编号——是给自己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