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弗吉尼亚，冬雨下起来就没完没了。雨点敲在后廊的锡皮屋顶上，从早到晚响个不休，把院子里那棵老苹果树光秃秃的枝干洗得发黑。威尔从邮局回来，把湿透的雨衣挂在门廊钩子上，推开纱门时带进一股冷风和几滴雨水。壁炉里的火苗被风撩得晃了一下，又稳住了。

    

    母亲坐在壁炉前织毛衣，脚边放着那只旧漆器盒——千代从京都寄给她的，里面攒了一堆跟果酱回执一起漂洋过海的小东西。她从夏天织到冬天，同一件毛衣还是没织完。每次威尔问她这到底是给谁织的，她每次给的答案都不一样：先是教堂义卖，后是泰隆老婆的远房表妹，上个月又说是给健二的女朋友——健二还没女朋友。今天她连借口都懒得编了，只是把毛线针抽出来插进线团里，从漆器盒最底层翻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电报，放在膝头慢慢展开。电报是芽衣子几年前从横须贺发来的，措辞简洁到只剩骨架——调配编号注销确认函已归档。新任文职协调员入职。简报索引按卡特系统编码重编完成。她把电报翻过来，背面是芽衣子用铅笔写的一句附言：卡特先生，您当年留在档案室窗台上的那盆九重葛今年秋天开花了。母亲把电报对着壁炉的火光看了又看，然后把毛线针往线团里一插，叹了一口气。“这个姑娘写信从来不浪费一个字，但这盆花她帮你养了这么多年，一句都不多说。你写封信给她——问她要下一批九重葛的扦插苗，她总不至于回你货物短缺。”

    

    威尔从她手里接过那张电报，看着背面那行铅笔字。档案室窗台上的九重葛——那是他从冲绳带回来的一根小枝，随手插在芽衣子办公室窗台的旧咖啡杯里，连土都是爱子从嘉手纳辅路边挖的。他以为它活不过那个冬天。他更没想到芽衣子会在电报里写这句话。她从来不写调配编号以外的字，但她在简报附录里为旧航线编号索引写了厚厚一本更新说明。

    

    第二天，芽衣子的信到了。信封是标准的褐色公务档案袋，正面贴着驻日美军后勤系统内部邮递标签，收件人写的是弗吉尼亚老宅地址，寄件人只印了一个档案编号。他拆开时闻到一股极淡的白梅香——不是香水，是她在档案柜里放了多年的干燥花袋，和千代房间里的味道很像，但更冷，更淡，像一份被压在文件柜最底层太久的旧档案终于被人翻了出来，掸掉了封面上那层灰。信封里只有一张信纸，纸面上是打字机敲出来的字，字体微微向左倾斜。抬头没有称呼，落款没有名字—新任协调员已能独立处理所有编号调度。卡特系统旧航线索引归档完毕。档案室窗台上的九重葛今冬仍在抽新叶。另：今年是暖冬，蓝鹦鹉后门屋檐下的野猫生了一窝崽，被酒吧老板收进店里取暖。霓虹灯昨天又不亮了，泰隆已经修好。

    

    他把这封没有署名的信看了好几遍，然后拿起钢笔，铺开信纸。窗外的雨还在敲着锡皮屋顶，壁炉里的火苗偶尔噼啪响一声。他写了几行，划掉，又写了几行，又划掉。最后他在纸面上留了这样四句话——档案室窗台上的九重葛，是冲绳品种，叶片储水，不怕旱，但怕冷。弗吉尼亚一月有雪。我给你寄了一条围巾——我妈织的。她织了大半年，从夏天试到冬天。这次终于承认是给你的。他把信纸折好放进信封，又从门廊雨衣口袋里摸出一个扁扁的牛皮纸包裹，里面是石川刚从神户码头旧货市场淘到的一盒绘图铅笔，笔杆上刻着日文“鉛筆”。父亲前几天无意中说芽衣子还在用她那支老式钢笔，笔帽的刻痕快磨平了，石川刚听到后没说话，隔周就寄了这盒铅笔来，包裹外面用水笔歪歪扭扭地写着“送翻译官”。威尔把铅笔盒放进信封，压在围巾下面，然后在信封收件人栏写上她在横须贺行政楼一层的房间号，后面加了个括号——（果酱无编号，收件人自取）。

    

    把信封好之后，他从抽屉最里面拿出芽衣子在移交文件最上面留给他的那支旧钢笔，用软布蘸了一点缝纫机油，轻轻擦拭笔尖上干涸的墨渍。手指触到笔帽上那串公安调查厅训练班的老编号时，他停了很长时间——她在最后一刻交给他的不是一份文件，是她身上唯一还刻着编号的东西。他把笔尖放在清水下冲了片刻，再把笔帽旋开、旋紧，试了试出墨。然后把它放回桌上的笔筒里，挨着新日记本的扉页。那页纸上贴着两张航拍照：一张是横须贺军港的冬天，另一张是苏比克湾的日落。两张都没有编号，只有母亲顺手写的日期和一行字——家书与果酱，均需亲手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