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底的周末，蓝岭山脉的枫叶开始转红。母亲说今年的苹果熟得比往年都早，再不下树就要被松鼠啃光了。父亲天没亮就把梯子从车库背后拖出来架在老苹果树下，梯子腿陷进松软的泥地时发出极轻微的嘎吱声——这把梯子上次被拖出来还是威尔出生那年，父亲从东京请假回来帮忙摘苹果，结果在梯子上接到越洋电话说东京后勤处有急件要他签字。他在梯子顶上站了片刻，把电话线从屋里扯到树下，一手扶着树枝一手签调配单。后来母亲说他签完单子摘了满满一筐苹果，不知道是在赔礼还是怕下次休假又要等太久。梯子腿上的锈迹就是从那年夏天开始蔓延的，现在锈斑已经爬到第三级横档。

    

    威尔从屋里端着一杯黑咖啡出来，靠在树干上看着父亲顺着梯子往上爬。父亲左肩上那道旧伤在微凉的清晨里又隐隐作痛，他把重心放在右臂上，伸手拧住一颗苹果，被果柄拽得晃了晃枝子。梯子吱嘎响了一下，他没吭声，只是把苹果小心地放进胸前挂着的帆布袋里。那帆布袋是母亲多年前用旧窗帘布缝的，上面还印着一排褪了色的雏菊。

    

    母亲站在厨房窗口，隔着纱窗看着后院里这一幕。她手里端着一只刚搅好的苹果派馅料碗，围裙上沾满了面粉。纱窗的细网格把远处那棵老苹果树的轮廓切成一幅点彩画——梯子上站着白了一半头发的丈夫，树下站着她瘦高的儿子，手里端着咖啡杯仰着头，两个人都没说话。父亲每摘完一袋，就顺着梯子把帆布袋递下来。威尔接过袋子时两个人的手指在帆布带上碰一下，父亲把袋子递给他，他转身拎到树下一排同样褪色的老竹筛旁铺好。他转身走回梯子下的那几步路踩在碎石和落叶上沙沙作响，像在给这漫长默契的比划加上最后一段轻音。

    

    母亲推开纱窗探出半个身子，对着后院喊了一声：“吉姆，你摘就摘，别碰那根最高的枝——那根树枝你上次挂马灯时差点摔下来。”父亲在梯子顶上应了一声“知道”，把手从最高的那根枝桠边收了回来，转而指着梯子下威尔脚边刚铺好的那几只竹筛，说这几筛果子的重量正好够熬两批酱——他连锅都准备好了。

    

    摘到第三筐的时候，父亲从梯子顶上问了一句：“在横须贺，你最记得什么？”

    

    威尔靠在树干上想了想。他想起花乃里二楼窗台上那枝野菊褪色到窗框下沿的样子；想起海边灯塔每十秒扫过一次的节奏；想起美智子清晨挂在巷口小店门把手上用保温袋裹着的热饭团；想起健二从码头会计室下班后一个人坐在蓝鹦鹉吧台边，把那只猫叼烟的旧漫画重新描了一遍轮廓；想起雏菊、灯塔、饭团、铅笔——所有这些细小的日常在一排排晒满苹果的竹筛旁同时涌上来，像风从蓝岭豁口灌进后院，把苹果树叶吹得沙沙响。“母亲以前每次往横须贺寄信，都把信纸折进织好的毛衣里。食堂咖啡煮过头了，但那种煮到发苦的焦味每天早上都在。”他说完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握咖啡杯的手——这双手曾签过无数调配单、搬过消防器材、在顺化废墟里握过枪，可那个被毛衣包裹的包裹单编号，他一次都没有报给母亲。

    

    父亲在梯子上沉默了片刻，手里那颗苹果的果柄被拧下来，果皮擦过帆布袋边角，他把苹果翻了半圈，用手指摩挲着那个被虫咬过的疤痕，对着树杈间漏下来的晨光说：“你妈这个家里最硬的调度官。”

    

    威尔笑了一声，把空咖啡杯搁在竹筛边，转头望向厨房窗口。母亲的半个身影映在纱窗后面，面粉粘到了她小臂，毛线球搁在砧板旁边。他忽然想起此刻隔着太平洋的横须贺正是薄暮，吉田直美刚把父亲上周寄来的明信片贴在值班室药柜最靠里的那扇柜门上，爱子在嘉手纳仓库辅路边蹲着给九重葛培土，和子翻开野中议员今天在质询会上那份印着印刷会旧编号的报告。厨房里飘出的焦糖味穿过纱窗漫进后院，和昨夜写给千代的回信里那些字迹一样温热——花乃里的枫叶快红了吧。苏比克湾灯塔新换了雾号，但我爸说每十秒一次的间隔还是跟以前一样。等苹果收完，我给你寄一罐他亲手熬的果酱。

    

    父亲顺着梯子慢慢下来，帆布袋里装着最后一颗从最低的枝桠上拧下来的苹果。他站在梯子旁边，把这只果子在掌心掂了掂，顺手递向威尔。

    

    “这棵树你走后多结了不止二十磅。你妈说也许是它也在等你回家。我说也许不是等——是它知道从今年起厨房里多了一个人熬果酱，另一个人的低盐餐不用再寄越洋账单，你们可以一辈子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