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走下那段楼梯的时候，头顶的日光灯越来越远，空气越来越凉。楼梯尽头是一条走廊，墙壁漆成军绿色，下半截被无数双军靴蹭出一道灰白的痕迹。走廊两侧是紧闭的铁门，门牌上写着“证物室”“笔录室”“拘留室”。最里面那间没有门牌，门虚掩着。
威尔推开门。
房间里的灯管坏了一根，剩下那根在不停地闪，把整间屋子照得一明一暗，像在眨一只疲倦的眼睛。铁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档案柜。墙上挂着一张横须贺基地的地图，上面用红笔圈了几个区域——基地外围的酒吧街、码头仓库区、阿美横町。角落里堆着几个纸箱，标签上写着“1957.1-6 案件卷宗”。
泰隆坐在桌子后面，正在擦他的军靴。他擦鞋的动作很慢，很仔细，鞋油的黑色在他的大手里显得格外浓稠。桌上放着一份摊开的案件报告，旁边是一杯没动过的黑咖啡。
“坐。”他说，没抬头。
威尔在对面的椅子坐下。椅子腿不齐，稍微一动就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他看了一眼那份案件报告——横须贺酒吧街，美军士兵斗殴，日本人受伤。报告最底下盖着一个蓝色的章：放弃。
“又是百分之九十七？”威尔指着那个章。
泰隆把鞋刷放在一边，拿手指抹掉鞋面上多余的鞋油。“这件不算。斗殴的双方都是美国人——第五航空队两个中士为一个日本女人打架。日本人受伤是因为拉架的时候被推倒了。章是我盖的。”
“你盖的？”
“宪兵队处理完，直接归档。日本警察没有调查权，日本法院没有审判权。驻日美军的所有案件——从随地小便到杀人——只要嫌疑人穿这身军装，第一手处理权都在我们手里。日本人只有‘优先刑事审判权’。”泰隆把“优先”两个字咬得很重，“但他们放弃了百分之九十七。”
他站起来，走到档案柜前，拉开最底下的抽屉。里面塞满了文件，纸张发黄，边角卷折。他抽出一份扔在桌上。
“1955年，横田基地，美国空军中尉驾车撞死一个骑自行车的日本学生。血液酒精浓度超标三倍。结果——调回美国。”
又一份。
“1956年，座间兵营，陆军下士闯入民宅强奸日本女性。受害者丈夫试图阻止，被一脚踹断两根肋骨。结果——降衔一级，禁足两周。”
又一份。
“今年一月，相马原，第一骑兵师士兵枪杀进入演习场捡弹壳的农妇。日本法庭判了三年半。”他把文件翻到最后一页，手指点着判决书下方的附注，“你知道这句日语什么意思吗？”
威尔摇头。
“‘行为发生在执行公务期间。’所以三年半。”
泰隆把文件扔回抽屉，关上。
“我当了四年宪兵。四年里，经我手的案件有四百多件。四百多件里，真正受到惩罚的美军士兵——不到十个。”他走回桌边，拿起那杯凉透的咖啡，没喝，只是端着，“你知道为什么吗？”
“打败仗的国家没有执法权。”
“那是一部分。还有另一部分。”泰隆把杯子放下，“日本人自己放弃的。不是政府，是普通人。被强奸的女人不去报案，因为报了也没用，还会被邻居指指点点。被抢劫的商人不去做笔录，因为做了笔录也不会有人被捕，黑帮反而会来收‘保护费’。被撞死的孩子的父母接受赔偿放弃追诉，因为他们需要那笔钱活下去。”
他把两只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灯光在他脸上闪了一下。
“我在美国的宪兵队也干过。在佐治亚。那里的黑人不报案，是因为怕警察。这里的日本人不报案，是因为他们知道警察没用。两回事。但结果一样——有罪的人不受到惩罚。或者说——”
他顿了一下。
“——有罪的人，只有比他更有罪的人才能惩罚。”
威尔看着泰隆。宪兵队地下室里的灯光还在闪，一明一暗，把泰隆脸上的影子反复拉长又缩短。他的眼睛在这种光线里显得很亮，但不是兴奋，是某种长期浸泡在黑暗里的光——冷光。
“所以你替石川刚说话。”威尔说，“不是因为你信任他。是因为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