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雯雯放下电话之后，在电脑上打开父亲那篇扩展病例报告的原始档案，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核对所有跟操作者资质相关的文件。CALE笔试和实操成绩单、加州针灸师执照的扫描件、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的研究方案副本，以及何医生诊所那套新建立的带教培训档案，里面包括了林医生和周医生的针感触诊训练记录、断针事件处理流程更新记录、以及最近两个月所有实习针灸师在自己身上练习针感的个人记录。
她把每一份文件都单独编号，用电子邮件发给黄彼得，并在正文里写了一段话：操作者已通过加州针灸局CALE考试，持有有效加州注册针灸师执照。所有针刺操作均在获批的研究方案框架内完成，操作流程已按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要求形成操作规范草案并备案。研究项目内所有参与针刺操作的非持证人员均在持证针灸师直接指导下进行操作，指导记录已存档备查。黄彼得把这封邮件作为补充材料直接转发给期刊编辑部。
退稿事件传出去之后，何医生在针灸师协会的群里说了一句：连论文都会被质疑操作者资质，如果当初没有坚持让贾医生考执照，现在这些数据全都没用。
周医生看见何医生的消息之后私下找了一次贾雯雯。她说她跟林医生在诊所里边练针边看过贾医生的原始病历，也亲眼看见过贾医生给病人诊脉和施针的样子，如果以后有需要用于研究说明的书面文件，她愿意把自己写过的针感练习记录和跟诊笔记作为操作标准化过程的辅助材料提供出来。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坐在诊室角落那个无影灯下面，手里还握着刚才自己练习用的一次性针具。她的语气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想好的决定。
中旬的时候，史蒂文斯教授发了一封邮件给安德森和贾雯雯，建议把贾国良扩展病例中的所有影像学数据做一次独立复核，由他实验室的另一个博士后操刀，不跟原始分析团队交叉。他说这不是不信任，是为了后续发表时让审稿人无法再质疑数据处理的主观性。
复核用了一周。结果跟原始分析一致：辨证分型组的岛叶前部异常激活在针刺后下降幅度稳定在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五十一之间，对照组的平均降幅不到百分之十。史蒂文斯在复核报告的结论处加了一段话：这种激活下降幅度与慢性疼痛患者在接受认知行为治疗后前扣带回皮层调节的效应量属于同一量级，但由于针刺治疗的时间窗更短，其效应效率值得进一步研究。
安德森把这封邮件转发给黄彼得。黄彼得在回复里只写了一行字：所以这不是替代医学，这是更早发现了另一种神经调节的介入路径。
贾雯雯在整理完所有操作者资质和流程证明之后，想起了一件事。她坐在父亲诊室里等了片刻，直到他给最后一个病人起完针、洗完手，才开口问：当初在国内，从第一次独立看病到真正能辨证分型，用了多长时间？
贾国良坐下来，把针盒放在手边，回忆说前前后后大概要三年左右。头两年看什么病都觉得能对上教材，但病人吃了方子效果不稳，才开始把每个病人的脉象、舌苔跟疗效放在一起反复比对，在笔记本边上画记号，对了好几个月的记号才敢说自己能区分肝阳上亢跟肝火上炎的区别。他说这两个证型听上去差不多，但一个用天麻钩藤饮，一个用龙胆泻肝汤，错一点都不行。教材上只写鉴别要点，真正能在诊室环境里凭手感摸出来，除了一遍遍比对，没有别的办法。
贾雯雯把这段话录了音。她打算把这段访谈跟父亲先前手写的那份多操作者验证评估一起放进研究项目的附注文件里。上次何医生提到过，审稿人要求的不只是操作者资质，更是操作流程的标准化程度说明。父亲讲到的“三年比对”，实际上已经是对无法标准化的那部分做出解释，并愿意说明这个过程的训练周期和验证方法。
同一天下午，一个住在三楼公寓的邻居来按门铃。马美玲开门一看，是那个之前总在电梯里用别扭发音对她说“你好”的退休中学历史老师安德森太太。她跟玛莎是同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手里拎着一个保鲜盒，里面装着她自己烤的肉桂卷，上面浇了一层薄薄的奶油糖霜。
她说是为了感谢贾医生。“上次你在社区中心给老约翰看病，他后来去打保龄球了。老约翰是我弟弟，他腰椎间盘突出很多年了，之前只能坐着看别人打保龄球。”
贾雯雯看着那盒肉桂卷，想到安德森太太和玛莎，想到一楼花坛边那几株已经结了小果的番茄，想到何医生冰箱里永远吃不完的虾饺，想到黄彼得铁盒里越来越频繁更新的曲奇。她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父亲在洛杉矶从来不是靠什么学术发表、品牌授权、或者研究成果去赢得信任。他靠的是老约翰又能打保龄球了。这句话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