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彼得是药理系的副教授，华裔，二代移民，中文说得磕磕绊绊，但对中国的一切都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挑剔。他是上周伦理审查会上投反对票的两个人之一。
“雯雯，我听说伦理委员会最终还是批了你们的项目。”黄彼得穿着一件熨得一丝不苟的白大褂，手里端着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我有些话想当面跟你说，不是因为反对你，而是因为我在这个领域看过太多让自己难堪的例子。”
贾雯雯站住了。
“您说。”
“我父亲也信中医。”黄彼得喝了一口咖啡，“小时候我感冒，他给我喝一种黑乎乎的药汤，苦得要命。后来我学了药理学，才知道那里面就是一些植物煎出来的水，有效成分含量微乎其微。他信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头来不过是些没有被验证过的经验。你现在做的这件事，要小心。不是小心学术规范，是小心你父亲。你让一个没有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人参与到学术研究里来，他可能会说出一些在学术界听起来很荒谬的话。到时候受影响的不是他，是你。”
贾雯雯看着黄彼得的眼睛。
“黄教授，我父亲说的一些话在您听来也许是荒谬的，但他确实把病人治好了。您说的那黑乎乎的药汤，里面的成分也许没有被现代药理学验证过，但我父亲至少给病人带来了解除痛苦的效果。至于您担心的那些荒谬的事，我父亲不是笨蛋。他知道自己在面对什么。”
黄彼得的眉头动了一下，端着咖啡走了。
贾雯雯站在原地，发现自己刚才说话的时候，心跳没有加速。一年前的她读到中医论文时，也会在批注里打满问号，那些问号和黄彼得今天说的话没太大区别。但她现在能平视他了。
研究项目的第一个受试者招募公告贴出去不到两天，报名人数就满了。
计划招募三十人，实际报名超过六十人。安德森不得不让贾雯雯临时增加一轮电话筛选。
筛选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很多报名者在电话里说，他们是听莉莉、阿米拉或者安德森教授本人说的，一个医学院教授的偏头痛被针灸治好这件事，在学校和周边社区的特定圈子里已经传开了。
贾国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厨房里煮中药。安德森的研究方案里允许对部分受试者配合中药治疗，他提前备了几味常用的药材。
“六十个人报名？”他把火调小，“这要是乱分组，结果就没法看了。”
他放下手里的药壶，走到茶几前翻出病例本，把所有来报名的受试者情况从头梳理了一遍。三十个病人，症状相似，都是偏头痛。但按中医辨证来分，证型完全不同。肝阳上亢的十二个，肝郁化火的八个，气血不足的五个，痰浊上扰的三个，还有两个是肝肾阴虚。
“如果把这三十个人随机分成两组，不管证型，统一扎相同的穴位，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有一部分人效果很好，有一部分人效果一般，还有一部分人没什么效果。最后的统计结论就是，针灸对偏头痛有一定效果，但个体差异很大，证据等级不高。”
贾雯雯在旁边听着，忽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反对随机分组。不是因为他不理解随机对照试验的逻辑，而是因为他太清楚了，如果证型配穴不对应，结果必然不理想。
“史蒂文斯教授坚持要设常规治疗对照组。”贾雯雯说，“他认为必须有一个接受标准化治疗的组作为参照。”
“那就设。”贾国良说，“但是随机分组必须是在同一证型里随机，不能跨证型随机。肝阳上亢的十二个人，随机分到辨证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肝郁化火的也一样。这样既能对照，又不会混证型。”
贾雯雯把父亲的方案用邮件发给史蒂文斯。半小时后，史蒂文斯回了一行字：这个随机方案在统计上完全成立。我撤回此前的随机分组方案。
第一次治疗安排在周一下午。
地点是医学院提供的一间空置诊室。诊室不大，只有一张治疗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上放着贾国良的针盒和一大瓶消毒用的酒精棉球。
第一个受试者是个四十多岁的白人男性，程序员，偏头痛病史八年。他走进诊室的时候表情很紧张，眼睛一直盯着桌上那个檀木针盒。
“我从来没有扎过针。”他说，“我太太逼我来的。她说如果我再吃止痛药，胃就要穿孔了。”
贾国良让他坐下，按部就班地诊脉，看舌苔，问症状。他的动作不紧不慢，跟在国内诊所里看病人一模一样。
“你这个不是单纯的肝阳上亢。”贾国良放下手，“你是肝阳夹痰。你平时是不是觉得头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布？”
翻译把话转述过去，程序员瞪大了眼睛。
“对。我一直以为那是颈椎的问题，拍了三次片子都正常。”
“不是颈椎。”贾国良取出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