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员躺在治疗床上，两只手紧紧攥着床单。第一针扎下去的时候，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第二针扎完，他的手动了一下。第三针扎下去，他忽然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不是疼，是那种被按到了酸胀点之后本能的反应。留针十五分钟，他安静地躺在那里，呼吸越来越平稳。收针之后他从床上坐起来，第一句话是对着贾雯雯说的。
“我觉得我的头像被人换了。”
贾雯雯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以前我的太阳穴那里总有什么东西在跳，现在不跳了。好像有人把我头上缠的布一层一层解掉了。”
贾雯雯把这句话记在了观察记录里。她写得尽量客观，不加入任何主观判断，但笔尖停顿处微微用力，在纸上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她意识到自己正在用两个标准同时评估这件事：作为一个数据记录者，她不能轻信受试者的自我感觉；但作为翻译，她能听出这句话里的诚意。
下午一共安排了六个受试者。同一个诊室，同样的流程，贾国良一个一个看过来，中间只喝过一次水。他看的病人越多，贾雯雯就越能看出那些看似相同症状下细微但确切的差异。同样是偏头痛，有人疼起来眼眶也胀，有人会犯恶心，有人怕光怕声音，有人疼之前眼前会闪过亮光。贾国良给每个人辨出的证型都不完全一样，选的穴位组合也不完全一样。
全部治疗结束后，贾雯雯核对观察记录，发现六个受试者中有四个表示针刺后头痛有所缓解，程度从“明显改善”到“有感觉但不确认”不等；一个说没变化；还有一个说针扎到一半觉得手臂麻了一下，又过了一会儿就好了。
第三天上午，第二个受试者发生了状况。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偏头痛三年，被分在“肝郁化火”一组。贾国良照例给她诊脉、看舌苔，问了几句症状，确认辨证无误，然后开始下针。第一针合谷，正常。第二针太冲，也正常。第三针风池，银针刺入大约半寸的时候，女孩忽然脸色一变。
“晕，头晕。天旋地转的那种晕。”翻译赶紧把话传过来。
贾国良立刻起针。他用右手的拇指按住女孩手腕内侧的内关穴，用力掐下去，同时用左手托住她的后脑勺，让她慢慢平躺到治疗床上。这个动作很快，快到在场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女孩已经躺在床上平稳呼吸了。
“仰卧，抬高双腿。”贾国良吩咐
翻译转述后，工作人员迅速照做。大约三分钟后，女孩晕眩感消失，面部恢复血色，血压监测正常。
“这是晕针。”贾国良说，“针灸常见反应。不太常见，但也不是罕见的事。体位性低血压，迷走神经受牵拉，可能有遗传易感性。她以前没扎过针，第一次扎有点紧张，加上风池穴离脑干和椎动脉很近，针感比较强。换别的病人，同样的操作可能不会有这个反应。”
“不需要上报吗？”
“要上报。”贾国良说，“详细记录在案。”
不良事件报告提交给伦理委员会之后，这个偶然出现的插曲险些变成研究的症结。黄彼得在当周的例会上直接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这次的“晕针事件”恰好说明了非持证人员实施针刺的不可控风险，本次事件中操作者几分钟内就能有效应对，但不能以此证明这种处理在任何情形下都安全。
史蒂文斯教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话。他说研究中出现不良事件是正常的，即使在药物临床试验中也经常发生。关键不是杜绝风险，而是评估风险是否可控。昨天这场针刺反应，操作者在三分钟内完成了识别和处理，全程没有呼叫外部医疗支援。在他的从医经验来看，这恰好说明操作者对针刺可能引发的生理反应有充分的预判和处理能力。
黄彼得没有再说话。
贾雯雯坐在会场最后一排，把整场讨论从头到尾听完了。散会之后她走到黄彼得面前。
“黄教授，您提出的风险警示我会在后续的研究中严格遵循，但我想请便您亲眼来看一次治疗过程。”
黄彼得端着咖啡杯看着她，没有说话。
第二天下午，黄彼得来到了诊疗室，坐在角落的观察椅上。
他全程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贾国良给一个五十多岁的男性受试者扎针。这个受试者偏头痛十几年，两侧太阳穴轮流发作，吃了二十年止痛药之后胃穿孔做了手术，术后医生禁止他再用止痛药。他找到这个研究项目的时候，几乎是在求人帮忙。
贾国良给他诊脉用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问诊问得格外细致。最后选了一组不太常见的配穴组合。这个病人不是单纯的肝阳上亢，久病入络，气血两虚夹瘀。平时脸色发白，稍微一动就心慌气短。如果用常规的泻肝火穴位，效果不会好。
第一针扎在足三里，手法是补针，捻转的角度温和缓慢，用补法提升气血。第二针补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