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平定后，王茂先任护军将军，不久迁侍中、领军将军——领军将军掌禁兵，负责皇帝和都城的警卫。但这里有个微妙之处：当时真正“总知宿卫”的主事者是张弘策和吕僧珍，张弘策以卫尉的身份总领宫廷警卫，吕僧珍先后任左卫将军、右卫将军，日夜值守宫禁。王茂的领军将军更像是一种荣誉性的安排，表示你是核心将领之一，但萧衍没有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完全托付给他。
天监元年发生的一桩事件，把这个微妙的差别暴露得特别明显。那年有一伙盗贼趁夜在神兽门纵火，趁机作乱。张弘策作为卫尉，职责就是保卫宫城安全，他亲自率人平乱，在东掖门一带遇袭身亡。而王茂这边呢？“跃马而进，群盗反走。”他带人赶到，盗贼就跑了。事后王茂“以不能式遏奸盗自表解职”——认为自己没能预防和遏制这次事件，主动请求辞职。萧衍优诏不许，挽留了他。
仔细品品这个对比：卫尉张弘策殉职，领军王茂活着退了贼却自请处分。在萧衍的体系里，宫城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张弘策，张弘策死了，这是他的宿命（史官后来也用“死于卫尉”来定义他的忠诚）。王茂的请辞更多是一种姿态，他觉得自己作为领军将军也有责任，但萧衍并不认为他是第一责任人，所以“优诏不许”是给他台阶下。从这桩事里，能看出萧衍对两人信任度的温差——这温差不大，但确实存在，而且王茂自己心里应该也明白。
第四幕：外镇生涯——打陈伯之，战北魏，有个将才的自我修养
天监年间，王茂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外镇守，担任过江州刺史、使持节都督等职。这期间有三段经历值得详说。
第一段：打陈伯之。
天监二年（503年），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反叛。关于陈伯之此人，前面聊过——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军阀，萧衍登基后对他不错，但他在部下的煽动下还是反了，率部投奔北魏。萧衍派出平叛的，正是王茂。王茂以使持节、散骑常侍、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的身份南讨。使持节是代表皇帝行使权力的最高授权，征南将军是临时授予的征伐头衔。陈伯之在王茂大军压境下无法立足，最终逃入北魏。这一仗王茂打得干净利落，没有给陈伯之在江州掀起大乱的机会。
平叛之后，王茂留任江州刺史。《梁书》记了一笔：“九江新离军寇，民思反业，茂务农省役，百姓安之。”江州刚经过战乱，民生凋敝，王茂到任后抓农业生产、减免徭役，很快让当地恢复了安定。这是他在文治方面的一面，跟他“前驱将”的武夫形象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一个能在战场上单刀直前的猛人，回到地方上也能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说明王茂不是那种只会砍人的匹夫。
第二段：抗魏西讨。
天监四年（505年），北魏南侵汉中。汉中是南朝在秦岭以南的重要据点，一旦丢失，巴蜀就不稳了。王茂受诏西讨，率军驰援。史书记载“魏乃班师”——北魏军队听说王茂来了，主动撤退了。能让北魏主动撤军，说明王茂在南朝将领里的威名已经有了震慑力。这次西讨没有发生大规模会战，但不战而屈人之兵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第三段：北伐受挫。
天监五年（506年），南梁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北伐，王茂率部出击北魏辖下的荆州地区。起初进展顺利，王茂数万大军破北魏边防，诱使边境百姓归附，还设立了宛州、袭取河南郡。但后来遇到了北魏名将杨大眼。杨大眼是北魏孝文帝时期最骁勇的骑将之一，以擅长长途奔袭着称，史书上说他“少有胆气，跳走如飞”。王茂在杨大眼的反击下南撤，损失不小。这是王茂少有的败绩，《梁书》没有避讳，如实记录了。能胜能败，这才是真实的将领，而不是史书里那种百战百胜的神话人物。
第五幕：怏怏的中年——当“文雅”成为关键词
天监八年（509年），王茂的人生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这一年他进位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侍中如故。丹阳尹是首都建康的最高行政长官，开府仪同三司是文散官的最高阶——物质待遇和政治地位都已经到了顶点。但他不开心。
天监年间，南梁的天下大体太平，萧衍本人的文化修养极高，是南朝着名的文人皇帝，他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文臣——徐勉、周舍、范云、沈约等人占据朝堂核心位置，制定礼乐、编纂典籍、吟诗作赋，文化事业搞得风生水起。萧衍“信仗文雅”，信任和依靠的是这些文人。
王茂呢？他是“将家子”，是靠军功起家的武人。在太平年月里，武人的价值自然会被边缘化——没有仗打了，你的技能就不那么刚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