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重新排起队，争先恐后地签约，生怕晚了。至于刘景辉的尸体，没人管，没人问，好像他从来不存在一样。
陆天辰看着这景象，嘴角扬起一丝冷笑。他走回棚子，坐下，端起茶杯，小口抿着。苏卫东走过来，小心翼翼地问：“少爷，刘景辉的尸体……怎么处理？”
“报警。”陆天辰很平静，“就说，刘景辉因为贪墨补偿款，引起村民公愤，被村民失手打死。是意外，是群殴，法不责众。让警方自己处理。”
“可是，警方会信吗？”苏卫东担心。“会信的。”陆天辰笑了，笑得很深，
“因为，所有人都会这么说。刘景辉是意外死亡，是村民自发行为，跟我，跟陆家，跟宏基建设，没有任何关系。
警方就算怀疑，也没证据。而且，刘景辉这种人，死了，警方说不定还松了口气。谁会为了一个社团头子，得罪我们陆家？”
苏卫东点头，明白了。少爷这招，太高了。借刀杀人，撇清关系，还收买了人心。一石三鸟，完美。
周二，下午三点四十七分。
调景岭项目指挥部，一间由工棚改造的临时办公室里。
空气里弥漫着新刷油漆的刺鼻味，还混杂着窗外工地飘进来的尘土气息。
陆天辰坐在一张半旧的办公桌后，椅子是廉价的折叠椅，坐垫很硬，但他腰背挺得笔直，像一尊不会疲倦的雕像。
桌上摊开着几份文件，最上面那份是将军澳第一期公屋的建筑进度报告，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图表，普通人看一眼就会头晕，但他看得很快，食指在纸面上轻轻滑动，偶尔停顿，眼神微微眯起，像鹰在审视猎物。
窗外是震耳欲聋的工地交响曲——打桩机沉闷的“咚！咚！咚！”，像巨人的心跳；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鸣，像永不停歇的野兽；卡车喇叭的尖啸，工头的吆喝，铁锹铲土的沙沙声……
混乱，嘈杂，但充满一种野蛮生长的力量。
短短一个多月，这片被称为“吊颈岭”的荒山野岭，已经彻底变了样。
密密麻麻的破木板房、铁皮屋被推平了大半，裸露的土地上，钢筋水泥的骨架正在拔地而起，像一片雨后疯长的灰色森林。
进度比他预想的快。
八千三百六十七户居民，已经有七千九百二十户签了补偿协议，搬进了临时安置房。
剩下的，要么是观望的，要么是像刘景辉那样的刺头——不过刘景辉已经死了，剩下的，不成气候。
公屋的地基已经打完，第一批六栋二十层高的住宅楼，已经建到了第三层。
规划的电子厂厂房，钢结构框架也已经立了起来。
学校、菜市场、小型商业街的图纸已经审定，施工队下周进场。
硬件推进，势如破竹。
但陆天辰知道，这远远不够。
把房子建起来容易，把人塞进去也容易，但要让这里真正变成一座“城”，变成他陆家扎根新界、辐射香港的桥头堡，变成他未来商业帝国的重要拼图，需要的东西太多了。
需要产业，需要就业，需要商业，需要教育，需要医疗，需要……人气，和灵魂。
死气沉沉的钢筋水泥森林，是坟墓。
活色生香、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才是城。
“少爷，您要查的人，有消息了。”
苏卫东推门进来，带进一股热风和尘土。
他穿着沾满灰土的工装，脸色被晒得黝黑，但眼神很亮，透着干练。
他手里拿着个薄薄的牛皮纸文件夹，走到办公桌前，恭敬地放下，然后退后半步站定，等陆天辰问话。
陆天辰没抬头，目光还停留在进度报告的成本核算栏上，声音平静无波：“说。”
苏卫东清了清嗓子，翻开文件夹，里面只有一页手写的资料，字迹有些潦草，但信息很全。
“温碧瑕，女，民国五十六年出生，今年虚岁十二，实际周岁刚过十一。
家住调景岭南区，靠海的那片棚户区，门牌十七号。
一家十口人，父母，上头五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她行六。
住房是木板搭的棚子，面积大约四十平方米，用破布帘子隔成几个‘房间’，夏天闷热如蒸笼，冬天漏风像冰窖。
父亲温有福，四十五岁，在观塘码头做搬运工，扛大包，收入不稳定，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八九百，码头没活时只有三四百。
母亲王氏，四十三岁，在家带孩子，偶尔接些缝补衣服、糊火柴盒的零活，一个月最多一两百。
家里穷，经常揭不开锅，五个姐姐都没念过书，大的两个已经嫁人，嫁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