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傍晚，郑耀先果然来了。还是那件深灰色中山装，还是靠窗那个位置，还是要了一碗高粱酒。他坐下来，从兜里摸出烟卷叼在嘴里划了根火柴点上，慢慢喝着酒，眼睛看着窗外。跟昨天一模一样。
张果子端着托盘在酒馆里穿梭，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把一碗高粱酒放在桌上，收走昨天的空碗。郑耀先没有看他，他也没有看郑耀先。两个人像两条平行线，在同一个空间里各自运行。但张果子的十丈感知锁定了他，把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每一次目光的移动都捕捉得清清楚楚。郑耀先在看窗外，但他的余光在观察酒馆里的每一个人。徐老爷子在灶台后面切菜，他的余光扫过徐老爷子的手——握菜刀的手，虎口有老茧，不是握枪的老茧，是握了几十年菜刀磨出来的。徐慧真抱着大黄从后屋跑出来，他的余光扫过徐慧真的脸——四岁的娃娃，眼睛干干净净的。文三儿蹲在门口啃烧饼，他的余光扫过文三儿的膝盖——左膝微微肿胀，有旧伤。
他的目光最后落在张果子身上。不是正眼，是余光。从头顶看到脚底，又从脚底看到头顶。十岁的孩子，面黄肌瘦，系着围裙，端着托盘，低头走路。但他的手指——端托盘的时候手指很稳，收空碗的时候手指很准，洗碗的时候手指很有力。这不是十岁孩子的手指。郑耀先收回目光端起酒碗抿了一口，烟雾从他嘴角溢出来模糊了他的表情。
第三天他又来了。第四天，也来了。
第五天，张果子端着高粱酒放到他面前的时候，郑耀先开口了。“果子。”张果子停下来。“您说。”“坐下。”郑耀先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张果子犹豫了一瞬，坐下了。凳子很高，他的脚够不着地，悬在半空晃荡着。郑耀先把烟卷从嘴里拿下来在桌沿上摁灭了，把剩下的半截烟头放回烟盒里。他的眼睛看着张果子，嘴角那丝笑意还在，但眼睛里没有笑意。
“果子，我在这里坐了五天了。五天里，我观察了这间酒馆里的每一个人。徐老爷子，是个好人，酿酒的手艺是家传的，眼睛里没有脏东西。多门——旧警察，圆滑但不失正义感，跟你关系不错。文三儿——京油子，嘴碎，但心眼不坏。还有那个叫郑朝阳的警察，每周来两三次，每次坐角落一个人喝酒。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警察。”他端起酒碗抿了一口，“而你，果子。十岁的跑堂，端托盘的时候手指稳得像一个用惯了刀的人。走路的时候脚掌先着地，膝盖微屈，重心下沉——这是练过功夫的人才会有的步态。你看人的时候，眼睛不看人的脸，看人的手。看对方手里有没有东西，看对方的手是不是藏在兜里，看对方的手指是不是搭在扳机上。”
张果子没说话。
郑耀先把酒碗放下，靠进椅背里，用一种拉家常的语气说：“我干这行快二十年了。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你这样的，我见过。你不是十岁。你至少杀过十个人。”
张果子的心跳漏了一拍，但脸上的表情纹丝不动。
郑耀先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这一次眼睛里有了笑意——不是刀，是一种“我果然没看错”的赞赏。“别紧张。我不问你杀的是谁。鬼子也好，汉奸也好，杀得好。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这身本事，窝在一个小酒馆里端盘子，可惜了。”他把烟盒从兜里摸出来抽出一根烟卷叼在嘴里，但没有点。“我明天不来了。”
张果子看着他。
“我要回重庆了。”郑耀先站起来，从兜里摸出铜板放在桌上——比酒钱多了五倍。“这五天，谢谢你的酒。”他整了整中山装的衣领，掀开门帘走了出去。
张果子坐在凳子上，看着门帘落下来。桌上的铜板在油灯下泛着暗沉的光。他把铜板收起来放进围裙兜里，端起酒碗——碗底还剩一小口高粱酒。他看着那口酒，端起来一口干了。郑耀先走了。他没有拉拢无影，没有威胁，没有开出任何条件。他只是坐在这里喝了五天酒，然后把无影的伪装一层一层地剥开，剥到最后一层的时候停手了。他是在告诉他——我知道你是谁，但我不说。我欠你一个人情，你记着。郑耀先这个人，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但也比他想象的，更像一个同志。
郑耀先走后的第三天，张果子在悦来小馆门口蹲着择菜的时候，文三儿拉着空车从胡同口冲进来，脸上的表情像见了鬼。他把车把往地上一支，一屁股坐在车辕上，从怀里摸出一个烧饼，掰都没掰就整个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喊：“果子！六哥走了！”
“我知道。”
“你知道？”文三儿把烧饼咽下去，噎得直翻白眼，“你怎么知道的？他临走的时候三哥在东交民巷看见他了，他坐着一辆黑色小轿车走的，前后跟着两辆摩托车。三哥这才知道，他这几天一直住在日侨旅馆！日侨旅馆！鬼子的眼皮底下！住了五天，鬼子愣是没发现！”他灌了一大口茶，抹了抹嘴，“果子，六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