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锁定的第一个目标姓马，外号马瘸子。其实腿不瘸，是小时候被马车轧过脚面，走路有点跛。马瘸子专门在茶馆里蹲着，偷听茶客聊天，听见谁说了日本人一句不好，就记下来报给侦缉队。经他手抓进去的“思想犯”不下十个，其中有一个教书的先生，在课堂上跟学生说了一句“中华不会亡”，被马瘸子听见了。第二天那个先生就被抓进了宪兵队，再也没出来过。先生的老婆抱着三岁的孩子跪在侦缉队门口哭了一整天，哭到嗓子发不出声，被侦缉队的人一脚踹开。马瘸子蹲在马路对面的茶馆里看着这一幕，嗑着瓜子，跟旁边的茶客说：“这女人真能嚎。”
这句话是文三儿听见的。文三儿那天拉车经过茶馆，渴了进去蹭碗水喝，正好听见马瘸子说这句话。他回来学给张果子听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张果子从没见过的——不是愤怒，是一种被恶心到极点的反胃。他说，果子，三哥活了三十多年，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吹牛，没有贫嘴，连烧饼都没啃。
张果子跟了马瘸子三天。
第一天摸清了他的规律。马瘸子每天早上出门，去前门大街的茶馆蹲到中午，蹭一顿免费的茶水点心。下午换一家茶馆继续蹲，蹲到天黑。晚上去南城一家小酒馆喝酒，喝到打烊，然后一个人走暗巷回家。他住在南城一条叫扁担胡同的窄巷子里，独门独户的一座小院，院墙高约一丈，墙头插着碎玻璃。门是木头的，包着铁皮，门上挂着一把老式铜锁。
第二天摸清了他的住处内部。张果子蹲在扁担胡同对面的屋顶上，用十丈感知把马瘸子的院子从里到外扫描了一遍。院子不大，正房三间，马瘸子住东间，西间堆着杂物，堂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东间的窗户很小，钉着铁栅栏。门是木头的，从里面用门闩闩住。正房的后面是院墙，院墙和正房后墙之间有一条不到两尺宽的夹道，夹道尽头是一个极窄的通风口。通风口开在正房后墙上，离地面大约一人高，宽约八寸，高约一尺，用几根锈迹斑斑的铁条拦着。这个通风口是整座院子唯一的破绽。
第三天夜里，张果子动手了。
天刚黑透，马瘸子从小酒馆里出来了。喝得醉醺醺的，走路歪歪扭扭，嘴里哼着《十八摸》，哼得五音不全。他拐进扁担胡同，掏出钥匙打开那把铜锁，推门进去，反手把门闩上。张果子蹲在对面屋顶的阴影里，看着他走进正房东间，点起油灯，脱了鞋歪在炕上，从炕头的酒壶里又倒了一碗酒，一个人慢慢喝着。喝了大概半个时辰，酒劲上来了，衣服也没脱就歪倒在炕上，鼾声如雷。
张果子等了一炷香的工夫，让他的鼾声彻底沉下去。然后从屋顶无声翻下，落在扁担胡同里，贴着墙根绕到正房后面的夹道。夹道很窄，他侧着身子才能挤进去。通风口在头顶，铁条锈得不成样子，用手一摸，铁锈簌簌往下掉。
他运转缩骨功。
全身骨骼发出一阵轻微的脆响，像冬天河面上的冰层在压力下裂开细密的纹路。肩膀缩窄，胸腔塌陷，整个人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捏扁了。他从铁条之间的缝隙里无声地钻了进去。铁条蹭过他的后背，锈迹蹭在棉袄上，发出极其细微的沙沙声。钻过通风口，落进正房的堂屋。堂屋里黑漆漆的，八仙桌上的茶壶和茶碗在黑暗里泛着幽幽的釉光。东间的门虚掩着，马瘸子的鼾声从门缝里传出来，震得门板微微颤动。
张果子从怀里摸出匕首。这把匕首是从日寇军官身上缴获的，刀身涂了黑漆，不会反光。他没有用毒针。毒针会留下针孔，针孔周围的毒痕在尸体上会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暗绿色，有经验的仵作能看出来。割喉不一样。割喉就是割喉，任何人都能干的杀人手法，没有任何可以追查的特征。
他推开门走进东间。马瘸子歪在炕上，嘴张着，鼾声从喉咙深处滚出来，带着一股浓烈的酒臭。油灯的火苗在炕头的灯盏里跳动，照在他脸上——三十多岁，尖嘴猴腮，颧骨高耸，嘴角有一颗黑痣。就是这个人，出卖了那个教书的先生，然后蹲在茶馆里嗑着瓜子说“这女人真能嚎”。
张果子站在炕边，低头看着他。马瘸子的鼾声均匀而粗重，对即将发生的事毫无察觉。匕首无声地划过他的喉咙。鼾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细微的嘶嘶声，像轮胎在漏气。他的眼睛猛地睁开了，瞳孔在油灯下急剧收缩，嘴张开来想喊，但喉咙已经被割开了，只有气泡从伤口翻出来，带着血沫。他的手抬起来，在空中无意义地抓了两下，然后落下去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