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行长点了点头。
两房被接管以后，北京已经多次讨论过美国机构债的风险。美元资产未来的实际价值，也是外汇储备管理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不过，正如周行长刚才所说，问题并不只是判断某类资产有没有风险。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规模太大，可供选择的替代市场又很有限。即使看到了潜在问题，调整也需要时间。
“所以，中国现在这套金融制度，过去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陆泽继续说道，“它帮助你们维持了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
“同时，我们也承担了相应的成本。”周行长接过话。
“资金配置效率受到影响，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还有美元资产的长期风险。这些问题，我们都有认识。”
“改革本来就是希望逐步改善现有制度。但美国出了这么大的危机，国内对改革速度和方向产生新的争论，也很正常。”
“所以我不赞成简单照搬美国的模式，也不认为应该因为这次危机就停止改革。”
陆泽接着说：
“过去十年，中国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需要扩大出口和制造业就业，也需要吸收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这样的发展阶段，现有的金融制度总体上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但未来十年，情况可能会有很大变化。”
周行长问：“你主要考虑哪些变化？”
“首先是经济结构。出口在经济中的比重可能下降，国内消费和服务业的比重可能提高，企业的融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
“还有人口结构。十年以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居民储蓄和投资需求，都可能与现在不同。中国持有的海外资产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国际金融环境当然也可能发生很大变化。”
“在这些条件发生变化以后，原来适合中国的政策安排，未必仍然合适。”
“这一点我基本赞成。”周行长说，“金融制度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但具体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需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
“是。我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判断中国今后应该采取哪一种政策组合。特别是中国经济内部的一些情况，我了解得还不够深入。”
周行长喝了一口茶。
“那你认为，我们现在争论的改革方向问题，应该怎么回答？”
“我觉得，首先不应该把某一种现成的金融制度当成最终目标。”
“比如美国？”
“对。美国有值得学习的经验，也有需要避免的问题。但中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决定怎样平衡金融稳定、资源配置效率、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市场定价能力。”
“这些目标之间本来就存在矛盾。资本流动更加自由，可能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但也会增加汇率和货币政策管理的难度。加强行政管理能够限制某些风险，却也可能影响市场效率。”
“所以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取舍，而且需要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
“这也是渐进改革的基本思路。”周行长说。
“我理解。不过我觉得，两者之间还有一点区别。”
“什么区别？”
“渐进改革通常意味着，已经确定了希望建立的制度，只是不能一步完成，需要逐步推进。”
陆泽解释道：
“但我认为，有些长期目标本身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例如，可以明确提高市场定价能力、完善金融监管、发展直接融资这些基本方向。但资本账户最终开放到什么程度，银行和资本市场分别应该占多大比重，国家应该对金融体系承担多少隐性担保，这些问题未必需要现在就确定一个永久适用的答案。”
周行长考虑了一会儿。
“你的意思是，改革过程中也需要不断评估原先确定的目标。”
“是。有些改革可以继续推进，有些可能需要暂缓，还有些可能需要改变具体办法。”
“但这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周行长说，“金融改革涉及长期制度建设，如果政策方向频繁变化，市场就很难形成稳定预期。企业和金融机构也需要时间调整经营方式，不可能每过几年就改变一次基本制度。”
“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陆泽想了想。
“我不是主张频繁调整政策，而是认为长期改革目标也应该定期接受实际效果的检验。”
“比如利率市场化，这个方向可以保持。但推进速度仍然要考虑银行体系的经营能力、信用市场的发展，以及监管制度是否能够适应。条件成熟就可以快一些，条件不够就需要先补上相应的制度。”
“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