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不完全是利率管制的问题。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征信体系，以及债券和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都需要考虑。”
“这一点我同意。利率市场化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且还有些企业能够获得大量低成本资金。”周行长继续说，“另一些企业却不得不通过成本更高的渠道融资。我们也在研究怎么改善这种情况。”
两人又讨论了几句银行信贷和直接融资的问题。
陆泽随后把话题转向外汇储备。
“中国现在已经积累了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么大的规模，并不完全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年讨论得很多。”
周行长说：
“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又要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央行就需要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买入外汇，要投放人民币，接下来还要想办法回收多余的流动性。”
“这些年我们发行了大量央票，也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操作本身有成本，对银行体系也有影响。”
“而且外汇储备规模越大，冲销操作的难度也越大。”陆泽补充道，“如果回收的流动性不够，国内可能出现货币供应过多的问题。但如果回收力度太大，又会影响银行的资金运用。”
“所以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资本管理必须放在一起考虑。单独调整其中一项，可能会影响其他政策目标。”
“我更关注的是外汇储备的资产配置。”
周行长看向他。
“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有很大一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和机构债。过去，这些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都比较好，市场规模也足够大。”
“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储备资产。”周行长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这个规模，能够容纳如此大量资金、同时满足流动性要求的市场并不多。储备资产的管理不能只追求收益，安全性和流动性必须优先考虑。”
“这一点我理解。但现在美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陆泽放下茶杯。
“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正在大幅增加财政支出，未来财政赤字可能继续扩大。美联储也可能采取更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措施。”
“如果未来几年美国出现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或者美元持续贬值，那么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就可能面临实际购买力下降的问题。”
“这方面的风险我们一直在关注。”周行长说，“不过，美国扩大财政赤字，并不意味着美元一定会贬值。至少在危机期间，国际资本也可能因为避险需要流入美国国债市场。”
“是。短期内美元反而可能走强。美国国债的需求也可能上升。”
“但如果从未来几年的角度考虑，就需要关注财政赤字和货币扩张会产生什么影响。尤其是美国政府为了稳定金融体系，可能还要承担更多的财政支出。”
“而对中国来说，即使预期美元资产未来存在风险，也不意味着可以立即大规模调整外汇储备。”周行长说。
他继续解释：
“这么大的资产规模，如果集中出售美国国债或者机构债，本身就可能影响市场价格。资产出售所得还需要重新配置，而其他市场未必有足够的容量。调整过快，也可能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影响。”
“所以实际调整空间很有限。”
“是。储备规模到了这个程度，资产配置就不只是投资收益的问题，还涉及整个外汇市场的稳定。”
陆泽考虑了一下。
“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中国为了维持汇率稳定，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现在这些资产的长期价值，又受到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尤其是今年，美国的金融机构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政府正在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救助。中国作为美国债务资产的重要持有者，必须考虑美国未来会采取什么方式承担这些成本。”
“不过也不能把美国政府的救助成本直接等同于中国外汇储备的损失。”周行长提醒道，“最终的影响还要看美元汇率、美国通胀、债券价格以及中国自身的资产配置情况。”
“当然。这里只能说存在风险，具体损失有多大，现在还无法判断。”
财政部长一直听着。两人谈到这里，他也问了一句：
“那你的意思是，美国今后可能通过通货膨胀来缓解债务压力？”
“有这个可能，但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结果。”
陆泽回答：
“美国政府可能通过未来的税收、经济增长和财政调整逐步承担债务，也可能通过货币扩张减轻一部分实际负担。最后会采取什么政策，还需要观察。”
“但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