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由吕震转呈皇上，宣宗击掌赞叹，遂下令乡试增设“文策武论一道”，专考考生对文仁武德、民生疾苦之见解。
十年之间，由此选拔出有“文安邦、武定国”之志并具真才实力者不下千人。其中多数出自寒门，后皆成为地方良吏和军中猛将，为“宣宗之治”铺平了后路。
宣宗元年（1426年）夏。
山西大旱，赤地千里，蝗虫蔽日……随之瘟疫四起，村村断炊，户户哭嚎……朝廷虽遣使赈灾，然路途遥远，粮药难到。
消息传至太湖，张无忌年已九十，仍与爱女张思蒙当即起身，他说：“我习《九阳真经》七十余载，若不能以武救人，何谈武学正解？”
他与张思汉、张思蒙召集全国武馆、医堂弟子三千人，分批奔赴山西灾区，沿途设立三百余所临时“仁济堂”，每处皆挂蓝底白字旗，上书“仁术济世”四字。
三千人在三百临点熬制药汤，隔离病患，焚烧污物，并传授百姓《九阳真经》中导引吐纳之法，增强阳体，抵制疫气。
张无忌让女儿一家人陪同，亲赴山西太原，在一座郊外破庙中连续坐诊七日，每日接诊数百人。有年轻弟子劝他休息，他摇头道：“我已年九十，死不足惜。若少救一人，便是亏欠天地一人。”
其女张思蒙时年已四十八，自幼随父习医，又读太医学院，精通针灸与草药配伍。她与丈夫林远舟、女儿林爱慈共同主持京师“太和医局”，一家人培训女医百余人，打破了“女子不得行医”的旧规。
她说：“女子知痛，更能体恤病苦。”后来，她又去河北推行“母医制度”，让受过培训的女医深入乡村培训村医，为产妇接生，为孩童治病，深受百姓爱戴。
《仁济医录》成书于永乐四年（1406年）春，历经十五年，汇集张无忌父女毕生医学心得，涵盖内科、外科、骨科、防疫、祛毒、养生等诸科，永乐年间曾风靡全国。宣宗亲命再印十万册，分发给各府州县，列为地方医官必读之书。民间有谚语云：“家中有《医录》，胜过请郎中。”
张无忌深知，武功若无德，终将沦为暴虐工具。故自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起，便在全国广设光明武馆、授徒传艺，不为武林称霸，只为强身健体、保家护国。
至英宗登基，光明武馆遍布中华十八省，弟子达十万余人。
有人担心他起兵造反，可洪武、建文、永乐、仁宗、宣宗五帝从未担心过，他们坚信张氏“一言九鼎，信义千金，心系国民，绝无反叛。”他如果想要造反，从朱元璋这代起，相信哪代皇帝都会被轻易代之。
张无忌给全国光明武馆立下铁律：“习武者，首重武德。强身健体可以，恃强凌弱不行。”每年春秋两季，全国各地武馆必举行“武德大典”，考核选拔弟子，不仅比武功技艺，更要重德行仁义。
至宣宗十年（1435年），光明新教成立四十五年间，光明武馆系统成为除朝廷兵之外的重要社会治理力量。
苏松水患时，武馆数万名弟子日夜抢修堤坝，背沙运石，有人累倒于河岸，仍紧握麻袋不放……太湖泛滥，他们驾舟救人，三日三夜未曾合眼……更有弟子护送赈粮，穿越盗匪横行地，以武威慑退劫掠之徒，保全米粮十万石。
张无忌次子张思汉，性格刚毅，掌管全国武馆。他推行“以武助学”制度，凡贫寒子弟习武三年且品行端正者，可获资助读书科考。四十五年间，受助登第者达五千余人，其中百人官至州府，皆感念张氏恩德。
张思汉之妻戴若兰，出生于浙江戴氏医学世家，温润如玉，博学多才，协助张无忌女儿张思蒙主管全国医堂。戴若兰与儿子张胜天、张胜宇兄弟率领医堂武馆弟子，在浙江、江苏沿海组织“海防义卫队”，为海防官兵治病，协助官兵巡查海盗踪迹，却不主动出击，只作预警通报。
张思蒙与丈夫林远舟、女儿林爱慈也率领医堂武馆部分弟子，在福建、广东沿海组织“海防义卫队”，与二嫂和两侄遥相呼应。她曾对属下言：“我们不是军队，不必杀人立功。守护一方平安，便是最大功德。”
一次，有年轻弟子愤慨问道：“师父，我们有武功、有医术、有人马，为何不杀尽海盗倭寇，还天朝百姓安宁？”
张思蒙答：“杀一人易，止战却难。今日杀他，明日其子复仇；再杀其子，后日其孙复仇……如此冤冤相报，何时仇灭？唯有感以教化，尊其所求，用其所长，需求互补，方可长久太平。”
这话后来传到张无忌耳中，老人颔首微笑：“吾女已得‘止戈’真意。”
洪熙元年，朝廷面临重大抉择：是否继续永乐时期的北伐政策？
兵部主战派力主出塞扫荡蒙古残部，认为“不除后患，终为边患”；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