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蒙察病患者皆为发热恶寒、头痛如裂、呕逆腹痛，舌绛苔黄腻，断为“湿热疫毒，蕴结三焦”。当机立断，设临时疫所于当地祠堂，令村民隔离病者，焚烧污衣，掘深坑埋死者。她亲制“清瘟败毒饮”：生石膏、知母、金银花、连翘、黄芩、栀子、赤芍、丹皮、甘草，辅以苍黄熏屋，雄黄酒喷洒门户。又令戴若兰带领几名少女，每日熬药百锅，装瓶挨户送饮……抚州当地，瘟疫很快得到控制，不再往东北方向扩散。
有一户程姓人家，母子三人染疫，母亲已昏迷两日。张思蒙冒雨送去汤药，守候至深夜，以银针刺其十宣穴放血，配合灌药，终使妇人苏醒。其子程小虎原本高热神昏，经七日调治竟得痊愈。事后程家叩首泣谢，称“张家小姐乃当代观世音化身。”
饶州、黎川、广信、玉山、永丰等地如法炮制……很快得到控制。
张府抗疫大军，又马不停蹄赶往福建延平、邵武、建宁等地……
从外围边缘处开始隔离，阻断所有道路和人员流动，防止蔓延……此役，张府抗疫大军共救治病患三千余例，凡是没死送治的人，一千人中死亡不足三十人。
这场持续一年多的疟疾和瘟疫，江西和福建两省共死亡七万八千余人，地方政府只能采取除税、赈恤等补救措施。
当张无忌夫妇初下西洋回来后闻讯，对子女媳婿孙、陈昭一家人以及仁济医堂参与救治的医师大加赞赏……他和赵敏又逐字逐句检查、修改、定稿，确定没有问题后，发动全家自费印书，给每个老百姓都赠送一本张氏出版的《仁济医录》。
《仁济医录》巨著问世，全家人欣慰异常。张无忌携全家人及全国仁济医堂代表，登黄山搁船尖主峰，在当年方腊点将台旧址，举行刊印大典。全国八千多名医者赶来黄山出席刊印大典。台下万医宣誓：“愿以《仁济医录》为基，遵守‘医者仁心''''之志。”
首批刻版印刷两万本，除了来参加黄山刊印大典的医者人手一本外，另外一万本，派人分赠到全国各大药铺、书院、寺庙、武馆、教堂、善堂……首批《仁济医录》出书，带着淡淡的书香和药味。
张无忌抚书长叹：“吾一生纵横江湖，虽武功盖世，却终不及此书救人于千万。”
赵敏立于身旁，眼角含泪：“你终于找到了‘乾坤大挪移’真谛——朗朗乾坤，不在挪掌，而在移心。”
张思蒙跪拜于前：“父亲，此书当永远传之后世，永远续您仁光。”
张思汉亦上前，双手奉上一把青铜钥匙：“父亲，我在山后凿石为库，深藏三部《仁济医录》原稿，防水防火，就算战乱，亦可代代守护。”
百姓感念，自发捐资建“仁济碑亭”，刻“活佛张救疫记”，大诵《仁济医录》。
此后数年，张思蒙夫妇足迹遍及安徽、浙江、江苏、福建、湖南、湖北等省。
永乐十八年（1420年），安徽广德州出现旱灾，四至十月，半年未雨，导致粮食绝收，饥民遍野，继发伤寒。
张无忌时年已八十三，他耄耄之年已是第五次随郑和下西洋归来，仍携四十二岁女儿张思蒙赴广德施诊，见患者多为“太阳病不解，传入阳明”，症见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遂用白虎汤加减，重用粳米护胃，配伍西洋参益气生津。他亲授当地医者辨证之法，留下药方数十则，至今广德老药铺尚存“张氏白虎加参汤”古方抄本。
次年春，张无忌第六次下西洋，广德州又因饥荒导致疫情爆发，死亡数十万人。张思蒙再率仁济医团奔赴，救人命数百。
《仁济医录》被百姓传颂后，迅速流传业界……永乐末年，苏州名医薛己将其引用入《内科摘要》；嘉靖朝时，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多次参考其“本草辑要”内容；清代吴鞠通写《温病条辨》，亦借鉴其“瘟疫论”思想……后世更有无数有名或无名的郎中，依其医方治病救人，延续医理。
张无忌晚年，愈发低调，唯每年清明，携子女焚香遥祭杨逍、蛛儿、范遥、周颠、韦一笑等诸多故人，轻声道：“我未忘明教初心，只是换了种方式——明教不在刀剑，而在药炉；教主不必称王，但求救民。”
张思蒙终身行医，女承父业，主持“仁济医堂”五十余年，培训医徒三千余人。她将《仁济医录》译为通俗歌诀，教孩童传唱：“发热口渴白虎汤，疟来寒热青蒿良；瘟疫莫慌清瘟饮，小儿惊风天竺黄……”
传说她一家人携一部《仁济医录》，云游西南边陲，继续传医术救人。直至正统元年（1436年），云南腾冲有老医施治瘴气，用“青蒿冷萃法”救活数十人，自称是“张思蒙弟子”。彼时距她南来中国已四十六年，世人方悟：那位来自蒙古的“张仙姑”，早已将生命化作中国医道长河，纳水奔流不息。
《仁济医录》不仅是一部医学巨著，更是一颗“仁心之家”的结晶。它诞生于张无忌父女同行的山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