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食疗养生”：主张“药食同源”，列出四季调养食谱四十种。
卷十一“医案实录”：精选典型病例一百零八则，皆为亲历，含时间、地点、人物、诊治过程、后续记录。
卷十二“附方备急”：收录简便验廉方顺口溜八十九句，如“生姜红糖治风寒”“喝绿豆汤解暑毒”等，便于乡野百姓诵传自救。
书中每一字、每一句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皆经他和妻女反复推敲后才落定。
张无忌每写一章，必先讲授于张思蒙听，再由她复述要点，若有模糊不清处，立即修改。赵敏则负责校勘文字，纠正错漏，甚至重抄全文。张思汉虽习文练武，亦常于夜间执烛伴读，誊录副本，少印成册，送往各地教堂、武馆、医馆检查校对。
张思蒙的成长，更是令人惊叹。
十四岁起，她已能独立问诊；十六岁主持“仁济医堂”儿科；十八岁撰写《小儿诸病辨治》初稿，被收入《仁济医录》第八卷。
她不仅精通医术，更懂人心。有穷苦农妇不敢进堂求医，她便背药箱入户诊治；有老人羞于言病，她便以闲聊方式探知病情。百姓呼她“张仙姑”，常有父母以“思蒙”为孩子取名。全国叫思蒙的，不胜枚举。
然而编书之路，绝非平坦之途。
永乐二年（1404年）冬，一场日月神教的大火烧毁了“仁济医堂”东厢，室内财产和半部《瘟疫论》手稿，也付之一炬。这年，张无忌已六十七岁，须发苍白，气得跌坐废墟中，白发凌乱，几欲崩溃……老伴赵敏也已六十四岁，两鬓斑白，她默默握住丈夫的手：“九渊，书可重写，人不可倒。”
张思蒙连夜翻检残页，凭记忆默写出七十余方，又走访曾受诊者，请其回忆用药经过。三个月后，《仁济医录》第七卷《瘟疫论》竟得以完整重现，且较之前更为详实。
次年春，朝廷派员巡查民间结社，疑光明新教、光明武馆、仁济医堂“图谋不轨”，张无忌气得闭门谢客。赵敏亲赴徽州府衙，以“传人仁心、习武健身、行医济世、不涉政事”陈情官府，详述教堂如何救民、武馆如何助农之真实案例，又奉上《仁济医录》样稿及数百患者的治愈名册。
徽州知府阅后叹曰：“如此仁心，岂是乱民？”遂准许张氏继续经营。
永乐四年（1406年）春，《仁济医录》共十二卷，终于全部完稿。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起稿，到永乐四年（1406年）春完稿，整整耗时十五年。全书共计十八万字，字字珠玑，图文并茂，装订成六大册。
因父母初下西洋，只是少量印刷。
真正让《仁济医录》声名远播的，是永乐五年至永乐六年（1407-1408年）。
江西抚州、饶州、黎川、广信、玉山、永丰与福建延平、邵武、建宁等地，先是爆发大规模疟疾，后又变为瘟疫。当地人称疟疾为“打摆子”（身体打寒颤）。一旦有人打摆子，身体忽冷忽热，就会成为传染瘟疫，缠绵难愈，人不敢靠近，只能活活等死……
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暴雨连旬，河水泛滥，六畜漂浮，腐气弥漫——先是儿童孩子高热抽搐，接着妇女老人死去，继而青中壮年暴毙……
村村男女哀嚎，凄惨不绝于耳。
官府束手无策；巫祝群魔乱舞；百姓惶恐不安……称有“鬼疰”。
然此时，张无忌与赵敏已随郑和初下西洋未归。张思汉、戴若兰、张思蒙、陈昭、沈兰又在为编撰《永乐大典》忙于检查校对……张府上下——教堂、武馆、医馆、大典、西洋……人人无法分身。
这年，潭王陈昭与王妃沈兰的儿子陈明远已十七岁，张思汉与戴若兰的大儿子张胜天也已十三岁。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张思汉与戴若兰又喜添贵子，取名叫“张胜宇”，寓意“胜天地、向宇宙”。
“鬼疰”这年，张胜宇也十一岁了。
疫发突然，救命要紧。全家人只得暂时放下一切其它工作，专心致力于抗疫。
张府抗疫大军，由张思蒙担任总指挥，张思汉为后勤统筹。
陈明远、张胜天、张胜宇三个孩子，也积极加入到抗疫大军。
张思汉兄妹率戴若兰、陈昭、沈兰、陈明远、张胜天、张胜宇等家人以及数十名仁济医堂弟子，赶赴到疫情发源地——抚州。
张思汉与张思蒙细察地形，发现疟疾病多发于低洼湿地，蚊虫滋生。他们结合《肘后备急方》以青蒿绞汁治疟之法，改进工艺：取九月霜后青蒿嫩梢，阴干研末，同时辅以柴胡，以黄酒截疟饮服，调理正气。
其间，戴若兰提出治疟关键建议：“思蒙，青蒿若高温煎煮，效力反减，不如冷浸取汁。”张思蒙试之，果然疗效有增。
这一发现，被郑重载入《仁济医录·疟论篇》，题为“青蒿冷萃法”，比现代诺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