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教自唐时传入中土，历经宋元两朝，本以“光明普照、济世度人”为宗旨，奈何元末乱世，群雄并起，明教为求生存，渐趋激进，以“反元复汉”为旗号，鼓动民变，与朝廷为敌。虽一时声势浩大，却也埋下祸根——教义偏离本心，手段日趋暴烈，终被“有心之人”利用……
他不想再卷入权利纷争。
朱元璋原为明教弟子，借教众之力起兵，然一旦掌权，便视明教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张无忌虽贵为教主，却仁厚过甚，不擅权谋，更不愿以武力对抗朝廷。他深知，若再起兵戈，百姓必遭涂炭。
此时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值大明江山稳固，朱元璋推行《洪武之治》，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整顿吏治，天下渐安。百姓虽仍有疾苦，但较元末乱世，已是大有改善。张无忌深知，此时若再举义旗，无异于逆天而行，只会重演血雨腥风。
他不再以明教教主自居，也不再召集旧部。他隐姓埋名，拿着皇帝批文，自称“张九渊”，在黄山附近游走于乡野之间，以医术救人，教武艺强身。
张九渊又以波斯使者授权，在黄山搁船尖成立了第一家“光明新教”——下设“光明教堂”“光明武馆”“仁济医堂”三个分部。
“光明教堂”以传教、祭祀、婚丧嫁娶、民众集会为主；
“光明武馆”不授杀人之技，只传强身之法，馆中弟子不分门第，无论贫富，皆可入学，他亲授《九阳真经》简版，去杀伐之气，留养生之效，以气养身，以静制动；
“仁济医堂”以医救人，广招医者，收集民间验方，结合自身所学，编写《仁济医录》，强调“医者仁心，不分敌我”，凡有病者，贫者免费诊治，富者只收药费，他亲自治疗瘟疫、伤寒、疟疾、外伤等症。
短短两年间，张九渊足迹遍及安徽、江西、浙江三省，并在当地成立了十余家光明教堂、光明武馆、仁济医堂等分支机构。
百姓感其恩德，谁也不知他就是昔日的明教教主张无忌，只称他为“活佛张九渊”。
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并未避世而居，反而主动与朝廷地方官府合作。
他深知，天下安定，需官民共治。
他多次协助锦衣卫破获大案，擒拿江湖巨盗、贪官污吏。他以绝顶轻功夜探府衙，搜集证据；以乾坤大挪移破解机关，救出被陷害的忠良；以医术验尸断案，揭露真凶。
“光明教堂”以他和赵敏管理为主；“光明武馆”以扶持次子张思汉管理为主；“仁济医堂”以扶持女儿张思蒙管理为主。
在一家人及十二名波斯弟子的帮助和地方官府的共同努力下，光明新教、光明武馆、仁济医堂等分支机构，发展如日中天。
渐渐地，“光明新教”之名不胫而走，人们早已忘记了“明教”，而是简称“光明新教”为“新教”。新教没有总坛，没有教主，只有无数分散在各地的光明新教、光明武馆、仁济医堂、光明善堂等……如星火燎原。
新教的宗旨概括为六句：“信仰自由；习武健身；行医济世；维护正统；善念于心；扶危助困。”皆为利国利民之举。
朱元璋起初对这个叫“张九渊”的人心存警惕，他知道是张无忌化名，便派锦衣卫暗中监视。但见其始终不涉政事，只做善举，且深得民心，又以光“明”为义，正解为“光大明朝”，便也逐渐放下了戒心。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伐元大将军蓝玉被控“谋反”，锦衣卫奉旨搜捕，蓝玉案起。张无忌暗中出面，查明蓝玉虽骄横跋扈，却实无反心。他以“张九渊”之名联合数位老臣上书，又暗中保护蓝玉家属，使其幼子得以逃脱。然朱元璋反腐倡廉，疑心日重，终将蓝玉凌迟处死，牵连一万五千余人，几乎将淮西一派的开国武将清洗殆尽。
此外，锦衣卫还负责监视各地藩王动向，如对燕王朱棣暗中监控，为后来靖难之役埋下伏笔。锦衣卫的存在，极大地震慑了官僚体系，也助长了特务政治的黑暗面。
张九渊为朱元璋晚年因疑心病重而接连发动的“党狱”之争、大肆诛杀功臣而痛心疾首。他之前听黄衫女说过，比蓝玉案还惨的还有中书省丞相胡惟庸案，除了胡惟庸自己被剥皮实草之外，还牵连被诛杀九族三万余人。他以波斯国光明新教的名义给朱元璋进谏：“陛下反腐固然重要，然牵连者甚广，无辜者甚众，对贪污受贿八十两以上即处死，实为量刑过重，如此风声鹤唳，人人不敢当官。建议轻之！”
自此之后，朱元璋果然收敛了很多。
张无忌在蓝玉墓前长跪不起，叹道：“权力本为驱逐黑暗，如今却沦为屠刀之影。朱元璋——你早已非当年凤阳少年，现却活成了你曾举兵反抗的元末暴君！”
即使如此，张九渊也并未因此与朱元璋和朝廷决裂。他明白，天下初定，若再起纷争，受苦的仍是大众百姓。朱元璋铁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