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鸡。没有猪。来不及杀。韩大勇让人从街口的馆子里端了六盆回锅肉、四盆炒腰花、两大盆酸菜鱼。再加上张三从杂货铺搬回来的三坛包谷酒。够了。十五个人再加上王麻子的那张永远吃不够的嘴，够了。
黄桷树底下。月光碎了一地。十几个汉子围着桌子坐满了。碗筷叮当响。包谷酒倒进搪瓷缸子里，满的，溢出来，洒在桌面上。
王麻子喝了三缸。光头红了。红得跟铜壶烧开了水一个颜色。他站在凳子上，摇摇晃晃的，举着缸子吼。
“今天！谁最牛逼！”
“组长最牛逼！”
“副处长！叫副处长！”
“副处长最牛逼！”
院子里闹哄哄的。陈岩没在桌上。他在“狗窝”里。左肩重新缝了。九针变十一针。医务兵的手艺没长进。但止住了血。纱布缠了四层。绷带勒得紧。左臂又吊上了。他坐在床沿。面前的桌上摆着一碗酸菜鱼。韩大勇端来的。他用右手拿筷子，夹了一块鱼肉。嚼了。刺多。吐了三根。酸菜汤烫嘴。他吹了两口。喝了一勺。
院子里的吼声从窗户缝里钻进来。
“副处长！来一个！”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陈岩从碗里捞了一块酸菜。塞嘴里。嚼了。酸的。
没出去。
他的右手从口袋里掏了掏。不是花生米。是半截法币。
法币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来的。他换军常服的时候没有。去总部的路上没有。从总部回来上车的时候，他回忆了一下，上车之前在台阶上站了几秒。夜风吹过来的时候，有没有人从身边经过？
有。一个勤务兵模样的人从台阶下面走过。擦肩的距离。
法币是那时候塞的。
半截。撕的。左半边。法币的左半边上印着半个孙中山的头像。头像的左眼角上，用针扎了一个小孔。肉眼能看到，但不注意看不出来。
针孔。左眼角。
接头信号。
陈岩把法币翻过来。背面。右下角。一个铅笔写的数字。淡的。七位。经纬度。
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翻出一张旧地图。重庆城区图。比例尺太大，城郊的部分画得粗。他用铅笔在地图上点了一下。经纬度对应的位置，重庆西北郊。歌乐山再往西。荒的。山的。人少的。
他又看了一眼法币。针孔的位置。左眼角。左。西。天主教堂在重庆西北郊只有两座。一座在北碚，远了。另一座在歌乐山后面的一个山坳里，废弃的，洋人走了之后没人管，屋顶塌了一半，但主体还在。
今晚。
陈岩把法币在煤油灯上烧了。灰落在搪瓷缸子里。他往缸子里倒了半杯包谷酒。灰化在酒里。端起来喝了一口。苦。辣。带着纸灰的涩。
他从床底下的暗格里摸出了驳壳枪。检查了弹夹。满的。八发。插回腰间。又摸出了那把工兵铲。铲刃上有干了的血迹。水野幸子的。他没擦。别在后腰上。
从“狗窝”的后窗翻出去了。后窗朝着院墙。院墙矮。一米五。他的左臂废着，翻墙费了点劲，右手撑墙头，腿一蹬，翻过去了。左肩扯了一下。疼。没出声。
院子里还在闹。王麻子的吼声穿透了半个大院。没人注意到后窗开了又关了。
陈岩走在重庆城的夜里。没骑边三轮。走路。穿了一件旧棉袄，不是军常服，是从“狗窝”角落里翻出来的便装，王麻子的，大了两号，袖子长，刚好盖住左臂的绷带。
街上人少。十月的重庆夜里凉。全城刚经历了较场口炸弹的惊吓，很多人关门关窗，不出来了。街灯稀。每隔五十米一盏。光弱。不够照亮整条街。
他往西走。穿过城区。经过歌乐山脚下的一条碎石路。路窄。两边是荒坡。草深。虫叫。走了四十分钟。
教堂。
废弃的。砖石结构。洋人盖的。屋顶塌了右半边。剩下的左半边上还有几块瓦。钟楼歪着。钟没了。早被附近的农民摘走去铸犁了。正门的木门板烂了一半。铁铰链锈得发红。
月光从屋顶塌了的那半边漏进去。打在教堂的地面上。石板地。碎了几块。缝隙里长着野草。前面的讲台倒了。十字架还挂在墙上。歪的。钉子松了。风一吹晃两下。
教堂里有一个人。
站在讲台的右侧。月光从残破的玫瑰窗透进来。彩色的玻璃碎了大半，只剩一小块蓝色和一小块红色的还嵌在铅条框里，月光穿过这两块残余的玻璃，在地面上投了一小片蓝、一小片红。那个人站在蓝光和红光之间。
中山装。深色的。扣子齐。领口板正。身材不高。不矮。中等。瘦。
背对着陈岩。
陈岩站在教堂的门口。右手搭在腰间的驳壳枪上。没拔。搭着。
“惊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