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老板给了三天期限。他打算一天半写完。不是勤快，是写完报告之后他才有正当理由不在办公室里坐着——“报告交了，组长回去养伤”，谁都说不出毛病。
报告写得很快。前世的文案功底让他在编写这类军事行动总结时得心应手。遣词造句刻意用了这个时代军统公文的套话——“查”“奉”“兹”“均”满天飞，每一段的结尾都不忘来一句“谨呈局座钧鉴”。
写完之后他通读了一遍，删掉了三个和实际情况有出入的细节——不是笔误，是之前故意留的。这三个细节如果被戴老板的人核实，会发现和真实情况的偏差。偏差不大，但足以让戴老板产生“陈岩在报告里有所隐瞒”的判断。
为什么要留这种偏差？
因为一个百分之百诚实的下属，戴老板不信。
一个九十五分诚实、偷藏了五分小心思的下属——这才是戴老板认知里“正常的、可控的、值得用的”人。
陈岩在给戴老板看一个有缝隙的鸡蛋。缝隙是他故意留的。戴老板看到缝隙，会觉得自己看穿了陈岩——这种“看穿”的错觉，比任何忠诚表态都管用。
下午两点，报告送了出去。
三点，陈岩回到“狗窝”，开始准备今晚的事。
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皮箱。
皮箱里的东西不多：一套他从城南旧货市场买来的、质地不错但款式夸张的三件套西装——深灰色细条纹，双排扣，垫肩宽得能停飞机；一双褐色的尖头皮鞋，鞋尖亮得反光；一条暗红色的领带，系上去之后整个人的品味瞬间从“军统上校”变成“投机倒把的黑市商人”。
他把这套行头铺在床上。
然后从枕头底下翻出一罐美国产的发蜡——也是从黑市上买的，六块大洋，贵得他心疼了三天。
洗了头。上了发蜡。大背头梳得油光水滑。
换上西装。系上领带。蹬上皮鞋。
从搪瓷缸子旁边拿起那副他一直没戴过的金丝边眼镜——平光的，没有度数，纯装饰。
戴上。
他在那面斑驳的穿衣镜前站了三秒。
镜子里的人——跟军统大礼堂上那个满口黄牙的活阎王隔了十万八千里。
西装革履，金丝眼镜，大背头，领带的结系得一丝不苟。这是一个体面的、有钱的、出没于高级场所的中年绅士。
陈岩对着镜子笑了一下——不是疯狗的笑，是一种温文尔雅的、带着点矜持的微笑。这种笑容的肌肉调动和他平时的咧嘴龇牙完全不同，用了两组不同的面部肌群。
前世的变装课程告诉他：改变一个人的印象，最有效的不是换衣服——是换笑容。
他从旧皮箱的夹层里翻出了一沓法币，不多不少，正好五千块。
五千块法币在1940年的重庆算什么级别？够在较场口的赌场里玩三个通宵的。
他把法币装进另一个公文包里——褐色牛皮的，挺体面。
最后，他从桌子抽屉的暗格里拿出两样东西。
第一样：一把勃朗宁M1910。口径7.65毫米，枪身短小，塞进西装马甲的内侧口袋里刚好。
第二样：一把折叠刀。刃长四寸，刀柄是骨制的，合上之后只有巴掌大。别在腰带后面，西装的下摆遮住了。
出门前他又检查了一遍所有暗哨。门锁。窗户细线。桌面。地板。
地板——他昨晚检查过了。果然在靠墙那一侧找到了一块活动木板。木板下面是空的，通向地基的石砌暗沟。暗沟很窄，瘦的人能勉强钻过去。
风筝的人——或者冒充风筝的人——就是从这里进来的。
他在活动木板上做了新的标记。如果他今晚回来之前有人再从这里进过，他会知道。
晚上七点十五分。
陈岩从“狗窝”出来，在死胡同口叫了一辆黄包车。
“磁器口。”
车夫瞥了一眼他这身行头，二话没说，撒腿就跑。
重庆城区到磁器口有一段路。黄包车在石板路上颠得陈岩屁股疼，但他没换姿势——一个“有钱人”坐黄包车就该是这种漫不经心的、半躺在车兜里的派头。
路上他做了一件事。
他把法币和公文包挪到了左手边。右手空出来，搭在车兜的扶手上。如果出事，右手能在零点三秒内伸进马甲口袋摸到勃朗宁。
七点四十五分。磁器口古镇。
码头上的船灯在夜色里排成一串黄点。古镇的窄街上人不少——这个时辰正是吃夜饭的高峰，饭馆里的灯火把整条街照得亮堂堂的。
豆花摊。
镇上的豆花摊他数了一下——七家。分布在窄街的不同段落。有的在铺面里，有的就是路边支起来的两张桌子一口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