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街口站了一会儿，左右看了看，然后走进了一家卖纸扇的铺子。买了一把最便宜的竹柄纸扇——八分钱——扇面上印着一副拙劣的山水画。
拿着扇子出来，他开始在街上溜达。
一边走一边扇。
这个动作不是为了凉快——十月的重庆夜里已经有凉意了，没人用扇子。他扇扇子是为了一个目的：让对方认出他。
一个穿西装、戴金丝眼镜、拿纸扇的男人在磁器口的夜市上逛，够扎眼了。如果风筝的人在某个豆花摊等着他，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和周围格格不入的身影。
而对方注意到他之后，会发出某种接头信号。这个信号是什么，他不知道。原主的记忆碎片里没有这部分。
但他知道一个原则——接头信号一定是双向的。对方发出信号，他需要回应。如果他的回应正确，对方才会现身。
所以他在等。
等一个他看到就能认出来的信号。
街上很热闹。卖麻花的、卖陈皮糖的、卖烤红苕的——各种叫卖声混在一起。有两个小孩在巷口踢毽子，踢飞了，毽子落在了他皮鞋上。他弯腰捡起来，递给那个流着鼻涕的小男孩。
“谢谢叔叔！”
他冲那孩子笑了笑。温文尔雅的笑。
走到街的中段时，他看到了第四家豆花摊。
这家摊位在一棵老黄桷树底下，支了三张矮桌，生意不算好，只有一桌客人——两个穿短打的码头工人，埋头喝豆花，吃得呼噜呼噜响。
摊位的灶台上挂着一盏马灯。
马灯的灯罩上——缺了一块玻璃。缺口的位置在左下角。
陈岩的脚步慢了半拍。
缺口的形状不规则。但如果把那个形状在脑子里旋转九十度——
像一个半圆。半圆里一条横线。
他在废墟区的残墙上刮过同样的记号。
一个歪歪扭扭的圆圈，圆圈里一条横线。
这是他和风筝之间的专属标记。
陈岩收起扇子。
他走到豆花摊前面，在最靠角落的那张矮桌旁坐下。
“老板，来碗豆花。”
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矮胖男人，系着油腻腻的围裙，手上的老茧厚得能当砂纸。他头也没抬，舀了一碗豆花端过来。
豆花上浇着红油辣椒、花生碎和葱花。碗是粗瓷的，豁了一个口。
陈岩端起碗，吹了吹。
没吃。
他的目光扫过摊位四周。两个码头工人还在埋头喝豆花。没有第四个人。
他看了看表——借来的怀表——七点五十八。
还有两分钟到八点。
摊主在灶台后面忙活着什么，背对着他。
矮胖的背影。油腻的围裙。手上的老茧。
陈岩的瞳孔缩了一下。
老茧。
那不是做豆花磨出来的茧。
做豆花的人，老茧长在掌心和手指根部——推磨的、搅浆的、端大锅的。
这个摊主的老茧长在虎口和食指第二关节——持枪的位置。
陈岩端着碗的手没有任何变化。他低头吃了一口豆花。
豆花很嫩。花生碎炸得酥脆。红油辣椒用的是本地的二荆条。
味道不错。
杀意感知没有触发。
他吃了第二口。
那两个码头工人吃完了，站起来，扔了几个铜板在桌上，走了。
摊位上只剩陈岩一个人。
八点整。
摊主端着一碗醪糟汤圆走过来，放在了陈岩对面的桌上。
“没点这个。”陈岩说。
“送的。”摊主的声音沙哑，苏北——不，不是苏北。是皖北。皖北口音和苏北口音有七分像，但尾音的拖法不同。
摊主在他对面坐下了。
一个做生意的摊主，在只剩一个客人的时候，坐到了客人对面。
两个人隔着一碗醪糟汤圆，距离不到一臂。
陈岩看着他。
摊主的脸在马灯的光线下沟壑分明。皱纹多，眼袋深，两鬓的头发白了一半。
一双眼睛。
不是做豆花的人的眼睛。做豆花的人的眼睛里有烟火气、有疲惫、有对明天生意好不好的焦虑。
这双眼睛里没有这些。
有的是一种陈岩在前世的战友眼中才见过的东西——被长期的警觉和压力打磨过的、干净的、不带杂质的平静。
摊主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了那碗醪糟汤圆旁边。
半张法币。
十块面额。中央银行。撕口参差，锯齿形。
另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