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话，我好像听不清了。耳朵里嗡嗡作响，手里的钥匙“啪嗒”掉在地上。承宇吓了一跳：“妈妈？”
我猛地回过神，捡起钥匙，手抖得厉害，对电话里说：“我马上回来！拜托你们，一定尽全力！”
挂了电话，我浑身发冷，强迫自己冷静。先给母亲打电话，关机，可能在医院忙乱。我立刻打开订票软件，最近一班高铁在明早六点。来不及了。我咬咬牙，拨通了公司里有车的同事电话，请求帮忙。又给承宇班主任打电话请假。然后胡乱往行李箱里塞了几件衣服，拉着儿子就往外跑。
同事很快到了，听我说了情况，二话不说就发动车子。“颖姐，别急，我开快点，半夜应该能到。”
两百多公里夜路，我抱着承宇坐在后座，眼睛死死盯着前方无尽的黑暗，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脑溢血……父亲的身体一直算硬朗，怎么突然就……母亲该有多害怕？父亲倒下的那一刻，在想什么？
承宇懂事地没有吵闹，靠在我怀里，小声说：“妈妈，外公会没事的，对吧？”
“对，一定会没事的。”我说，不知道是安慰他还是安慰自己。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包里那块木牌，冰凉的木头似乎给了我一丝微弱的力量。
凌晨两点多，我们赶到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灯火通明，母亲独自坐在抢救室外的长椅上，佝偻着背，像一夜间老了十岁。
“妈！”我跑过去。
母亲抬起头，看见我，眼泪“唰”地流下来，抓住我的手，说不出话，只是哭。
“爸怎么样了？”
“在……在里面抢救……”母亲泣不成声，“下午还好好的，在祠堂那边盯着收尾，突然就说头疼，接着就……就倒下了……永根他们帮着送来的……医生说，出血量不小，位置也不好……”
我扶母亲坐下，搂住她颤抖的肩膀。“别怕，妈，爸身体底子好，一定能闯过来。”
话虽如此，看着抢救室紧闭的门上那盏刺眼的红灯，我的手脚也是一片冰凉。父亲那座山，倒了。
漫长的等待。天快亮时，医生终于出来了，口罩上方露出疲惫的眼睛。“暂时稳住了，出血止住了，但还没脱离危险期，需要送ICU观察。病人年纪大了，这次出血对脑功能损伤不小，就算醒来，也可能有后遗症，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母亲腿一软，我赶紧扶住。办理手续，缴费，看着父亲被推出来，插着管子，脸色灰败，毫无生气地被推进ICU。那道门，再次隔开了生死。
接下来几天，我和母亲轮流守在ICU外。承宇托给赶来的春生婶暂时照顾。族里和村里的叔伯婶娘们陆续来了，送钱，送东西，陪着说说话。永根伯叹着气说：“国栋是累的，修祠堂这半年，他最上心，事事亲力亲为，劝他歇歇都不听。”
我这才知道，父亲为了祠堂重修，为了那面刻着所有田氏子孙名字的青石谱墙，付出了多少心血。而我的名字，我儿子的名字，也就在他倒下的地方，被郑重地镌刻着。
第三天下午，父亲醒了。但情况并不乐观。右侧肢体偏瘫，语言功能受损严重，只能发出含糊的音节，认得出人，但思维似乎迟缓了很多。转到普通病房后，他大部分时间沉默地望着天花板，偶尔看看我们，眼神里有一种孩童般的茫然，和深藏的焦躁。
那个曾经腰杆挺直、说一不二、要为我“立门户”的父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虚弱的、需要人喂饭擦身、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出的老人。
母亲背地里不知哭了多少回。我除了安慰，还得强打精神处理各种事情：医药费（虽然有医保，但自付部分不少）、后续康复治疗、老家的事（父亲倒下了，家里几亩地、一院子鸡鸭总不能不管）、还有我自己的工作。
我给公司打电话续假，新总监的语气很为难：“田经理，你知道现在项目关键期，你请假这么久……刘总那边我也难交代。”
“我父亲病危，我需要时间。”我努力让声音平稳。
“理解，理解，但公司有公司的制度……这样吧，我再给你一周，最多一周，不然你这个岗位……”
我明白他的意思。“好，一周。”
挂了电话，我看着病房里正笨拙地试图用左手拿勺子、却把粥洒了一身的父亲，心里涌起巨大的无力感和愤怒。为什么生活总是这样？当你刚觉得站稳一点，它就猛地给你一脚？
母亲进来，默默收拾洒掉的粥，给父亲擦手擦脸，动作轻柔。父亲看着她，含糊地“啊”了两声，眼神里有些愧疚。
“没事，老头子，慢点吃，咱不急。”母亲温声说。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规矩就是规矩……我得给你把场面撑起来。”现在，他倒下了，他的“场面”，他的规矩，谁来撑？
我走到病房外，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几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