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试图探究事物之“普遍根本原理”，并以此为基深入辨析“精研”与“深究”之间的辩证关联，进而推演“人之本性”与“天下道理”如何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其文思缜密，气势恢宏，展现了王安石早年深厚的学养与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雄心。（《致一论》原文可网络搜索）
东旭方才那番直言不讳的批评，着实让李迒有些手足无措甚至感到一阵血气上涌。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素来景仰的王荆公，其备受推崇的名篇《致一论》，竟被眼前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东家先生”轻飘飘地判定为“论证有疏漏”“结论有误”。
在少年人简单而炽热的心中，这近乎是对偶象的亵读，也是对太学里夫子们所授学问的挑战。
“先生此言，晚生……实难苟同！”李迒涨红了脸，挺直了尚显单薄的胸膛，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荆公《致一论》析理精微，立论正大，乃劝学修德之明训，焉得有误？先生若持异见，何不……何不公开辩论，邀天下饱学之士共判高下，以明是非曲直？”
他到底还是守着一分对年长者的礼数，没将“胡说八道”四字直接吐出。但那不服之意已溢于言表，甚至搬出了“辩论台”“天下大儒”这等场面话。
东旭见状并未动气，只是轻轻摇了摇头，心中暗叹太学教育固然能打下基础，却也容易将一些灵动的心思教得刻板。
他神色平和，目光清澈地看着李迒，缓缓道：“我非有意贬损荆公，只是就文论文。荆公此文，其失在于混肴了‘主’与‘客’的界限，未能厘清自身在论述中所处的立场。他既想作为洞察‘致一’之理的‘主体’，却又在论证中不自觉地将自身所推崇的‘德’摆在了‘客体’位置，于是产生了内在的论述矛盾。”
“主？客？”李迒听得一愣，眉头紧紧皱起，“此乃何意？与《致一论》有何干系？”
他自幼读书，重心多在经义背诵、文章制艺，于《易经》虽偶有涉猎，却未曾深入钻研其中幽微的象数义理，更遑论将“主客”这类带有哲学思辨色彩的概念，娴熟运用于文章分析之中。
东旭见他茫然，便知需要更浅白的解释。
他略作沉吟，开口道：“所谓‘主’与‘客’，并非什么玄奥之说，实乃观察言说事物时的不同角度。譬如，我心中产生了一个自认为正确的念头，这便是‘我’之‘主’，源于我自身的感知与思考。但若要将这个念头告知于你，我便需借助语言、文本，乃至手势、图画等外在形式。这些语言、文本，并非我凭空创造，乃是存在于我之外、世人共用的客用工具，这便是‘客’。”
他随手拿起案上一卷书，又指了指自己的心口，解释道：“我以口述笔书（客），来表达我心中所思（主）。我自身是感知、思考、言说的源头，是‘主’；而所用之言语文本，是载体、是工具，是‘客’。我能用‘客’来尽力描摹‘主’，却不可本末倒置，误以为‘客’完美无缺地决定了‘主’的全部，或以‘客’之某种固定状态，反过来强求‘主’必须如何。你可明白这层分别？”
李迒听得更糊涂了，只觉得这些“主”、“客”、“载体”、“工具”之类的词在脑子里搅成一团，原本清淅的文章义理似乎也变得模糊起来。
他张了张嘴，眼神有些发直，完全跟不上东旭的思路。
‘这位先生究竟在说什么？我想要反驳他，可……可我该从何说起？为何他说的每个字我都认得，连起来却似懂非懂？’
少年人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与自我怀疑中。
东旭看他这副模样心下无奈，转眸看向一旁的李清照，见她秀眉微蹙正凝神细思，目中时而恍然时而探究，显然已跟上了自己的思路，这才略感欣慰。
若连这位以才思敏捷着称的女弟子也全然不解，那他可真要怀疑当下士林的思维水平了。
李清照确实听懂了，而且心中震动不小。
她自幼博览群书，于经史子集皆有涉猎，亦读过王荆公的《致一论》，往日只觉得其文说理透彻，气韵充沛，是难得的论理佳作。
从未想过，还可以从“主客矛盾”这般独特的视角去剖析文章内在的理路。
经东旭一点拨，她再回”之句，以及文中反复论述的“致一”与“崇德”关系，顿时察觉到了某些以往忽略的纠结之处。
按照《致一论》的论述脉络，王安石似乎想论证：人必须“致一”，即专精守一，方能穷理尽性，达成学问与道德的至高境界（崇德）。
然而在具体论证中，他又强调“身不安则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则身岂能安乎？”，将“身安”（可理解为专注、精进的状态）与“崇德”牢牢绑在一起，互为前提仿佛缺一不可，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的闭环。
这便如东旭所言，有些“左脚踩右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