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悦来客栈出来的时候，天还没亮透。东边的山脊上有一层灰白色的光，薄薄的，像一张纸。镇子还在睡，石板路两边的门板都关着，只有桥头那棵大榕树下蹲着一个挑担子的，面前放着两筐青菜。菜叶子上的露水还没干，亮晶晶的。卡车从他身边经过，他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把烟杆从嘴里拔出来，在鞋底上磕了磕。
路变得更窄。不再是碎石路面，是土路，被卡车和骡马碾出了深深的车辙。车轮碾过去，尘土扬起来，灰黄黄的，呛嗓子。帆布篷上落了一层细密的黄土，风一吹，尘土从篷布的缝隙里钻进来，落在人的头发上、肩膀上、睫毛上。孙大鹏用袖子捂住口鼻，闷闷地咳了两声。刘文辉把电台包在自己的外套里，两只手护着，像抱着一个孩子。宋孝安靠着车厢板，眼睛闭着，帽檐压得很低，看不出是睡着还是醒着。
郑耀先坐在车厢最里面，背靠着驾驶室的后挡板。他没有闭眼。他在看。从帆布篷的缝隙里，路边的景物一件一件往后退。水田变成了旱地，旱地上种着玉米，秆子不高，叶子卷着边儿，像是渴了很久。旱地尽头是山，山不高，连绵起伏，像一排倒下的锯齿。山上一片一片的黄，是开垦出来的坡地，种着红薯。红薯藤趴在地上，叶子被太阳晒得蔫蔫的。
过了中午，进入丘陵地带。路顺着山势蜿蜒，卡车忽上忽下，发动机的声音时高时低。有一段坡极陡，赵简之换了低速挡，齿轮咬合着齿轮，嘎嘎嘎地响，整个车身都在抖。车厢里的人全部往前倾，又全部往后仰，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推来推去。刘文辉的头撞在车厢板上，咚的一声，他揉着后脑勺，把电台抱得更紧了。
郑耀先往窗外看了一眼。路边的山坡上，有几个人在挖什么东西。不是农民——他们穿着灰布军装，袖子卷到肘部，铁锹一下一下地插进土里，土是黄褐色的，带着碎石。旁边堆着沙袋和木桩，沙袋摞得整整齐齐，木桩削尖了一头，斜插在地面上。在修工事。战壕还没成形，只是一道浅浅的沟，沟沿上的土是新的，颜色比旁边的地深。
“快到宜昌了。”赵简之从副驾驶窗户回头喊了一句。
路上开始出现部队。先是步行的士兵，三三两两，扛着步枪，枪口朝下。他们的绑腿松了，布条拖在地上，沾着黄泥。军装的膝盖和肘部打着补丁，补丁的布和军装不是一个颜色——有的深灰，有的浅灰，有的干脆是蓝布的。脸上是一层灰土，嘴唇干裂，眼睛看着前方，不是盯着什么东西看，是那种“看着前方但什么都没看”的眼神。
然后是一队骡马。骡子瘦得肋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背上驮着迫击炮的零件——炮管、座钣、支架，一样一样用麻绳捆着，绳子勒进骡子的皮里。骡子走得慢，赶骡子的士兵也不催，跟着骡子的步子，一步一步地挪。马蹄在土路上踩出一串一串的深坑，坑里积着细细的黄土。
郑耀先注意到对面方向的情况。往重庆方向走的人比往宜昌方向走的人多得多。挑着担子的，推着独轮车的，牵着孩子的。独轮车上堆着被褥、锅碗、粮食袋，一个老太太坐在被褥上面，怀里抱着一只母鸡。母鸡的脚用草绳捆着，一动不动，眼睛呆呆地看着天空。推车的汉子光着膀子，肩上的皮肤被车把磨得发红，汗从脊背上流下来，在脊柱的凹处汇成一条细流。挑担子的女人头上包着蓝布帕子，扁担压得吱呀吱呀响，担子一头是被褥，另一头是一个竹筐，竹筐里坐着一个孩子。孩子的脸圆圆的，睡着了，手里攥着半个红薯。
衣衫褴褛，脸上蒙着尘土。他们的眼神木然，直直地看着前方，不看路，不看山，不看卡车。是从前线逃下来的难民。
孙大鹏往窗外看了一会儿，转过头来。“金哥，这些难民是从哪里来的？”
“鸦鹊岭。当阳。荆门。”郑耀先的声音不高。“日军在往西推，前锋已经到了鸦鹊岭。”
“宜昌还在我们手里吗？”
“在。”宋孝安睁开眼睛，把帽檐往上推了推。“但外围阵地已经在接触了。难民先走，等宜昌城里的百姓撤完，部队会逐次抵抗。”
车厢里没有人再说话。刘文辉把电台抱得更紧，手指在铁壳上无意识地敲着，一下，两下，三下。孙大鹏从枪套里拔出枪，检查了一下弹夹，又插回去。弹夹拔出来的时候带着一声金属摩擦的轻响，插回去的时候是一声闷闷的咔嗒。
下午四点多，卡车驶进宜昌城。
宜昌不大。依山傍水，城区沿江而建，一条主街从东到西，两边伸出无数条窄巷子，像一根鱼骨。石板路被卡车和骡马碾得坑坑洼洼，积水的地方浮着一层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