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方向隐隐传来炮声，闷闷的，像有人在远处敲一面巨大的鼓。隔很久响一声，隔很久再响一声。每响一声，路边的狗就缩一下脖子。空气里有硝烟味，从江面上飘过来的，混着柴油燃烧的焦臭味和木料烧过的炭灰味。
郑耀先侧耳听了听。炮声的方向是东南，日军第十一军的前锋应该已经过了当阳，正往宜昌外围阵地逼近。炮声不算密，说明日军还在试探性炮击，没有开始总攻。但炮声的节奏很匀称，不紧不慢，说明日军的炮兵阵地已经构筑完毕了，正在进行射表校定。校定完了之后，就是步兵冲锋。
赵简之把卡车停在一座大院前面。院子门口挂着“第六战区情报处”的牌子，白底黑字，漆皮掉了一块，“报”字的一竖缺了半边。门柱上有一排弹孔，从左边一直排到右边，弹孔边缘的木头翘起来，露出白森森的木茬。外墙塌了一角，塌下来的砖头堆在旁边没有清理，砖缝里的石灰还粘着，被雨水冲得发白。门口站岗的士兵脸很黑，嘴唇干裂，起了皮。他靠在门柱上，看到卡车过来，把枪从肩上卸下来，握在手里。枪托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从枪托底板一直划到扳机护圈。
郑耀先跳下车，脚落在石板地面上，地面很热，热气透过鞋底传上来。他把证件递过去。士兵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他的脸，像是在比对什么。然后他把枪背回肩上，敬了个礼。
“郑长官。情报处周处长在等您。”
周处长叫周济民，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剃得很短，能看见头皮。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肩章上的线脱了一角，耷拉着。脸上有一道疤，从额头斜斜划过鼻梁，一直拉到左脸颊。疤痕是陈年的，已经白了，但周围的皮肤皱在一起，把左眼往下拉了一点，让他的脸看起来不对称——右眼高，左眼低。他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上摊着一份地图，地图上用红蓝铅笔标满了标记。红色的是日军，一坨一坨的，压在宜昌以东。蓝色的是国军，一条一条的，沿江布防。红蓝之间是大片的空白，空白里画着一个一个的问号。
他的右手边放着一杯茶，茶已经不冒热气了。左手边是一摞电报稿，最上面那页被风吹得卷了边，用一块石头压着。石头是河滩上捡的鹅卵石，灰白色的。
“郑耀先。”周济民站起来，握了握郑耀先的手。他的手很硬，虎口有茧，拇指的指甲裂了一道，从中间一直裂到根。不是写字的手，是拿枪的手。“戴老板的电报前天就到了。你们来得正好。”
他松开手，走回桌前，手指在军用地图上点了一下。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墨渍。
“日军昨天拿下了鸦鹊岭。鸦鹊岭距宜昌不到四十里。我们前沿观察所今天凌晨报告，日军在鸦鹊岭一带集结了两个联队的兵力，番号是第三师团第六联队和第十三师团第一一六联队。主攻方向——”他的手指在地图上沿长江往西移，移到一个窄窄的峡谷口，“——石牌。”
郑耀先走到地图前，低头看着。
石牌在宜昌西边，长江南岸。从地图上看，长江从西往东，到了石牌这里突然收窄，两边是几百米高的悬崖。等距线在这里挤成一团，间距密得几乎分不开。石牌一过，江面豁然开阔，直通重庆。从石牌到重庆，水路不到二百公里。石牌是三峡的门户，门户一开，重庆就暴露在日军的兵锋之下。
“石牌守军是谁？”
“第十八军第十一师，胡琏。”周济民的手指在石牌的位置画了一个圈，指甲在地图上刮出一道浅浅的印子。“十一师从三月份就开始在石牌修工事，修了三个多月。胡琏的指挥部设在石牌要塞，核心阵地设在石牌村后面的山脊上，主阵地沿江展开，纵深大概五公里。”
“兵力？”
“三个团。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第三十三团。加上师直属队，总兵力大概八千人。面对的日军是两个联队，加上后续可能投入的兵力，日军在这一线的总兵力可能超过一个师团。”
郑耀先把数字记在心里。八千对一万多，守方有地形优势，攻方有火力优势。这是一场硬仗。
“日军主攻方向确定了是石牌？”
“八成。”周济民从桌上拿起一份电报，递过来。“这是今天早晨截获的日军电报。第三师团命令第六联队‘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