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徐百川把烟灰弹在烟灰缸里。烟灰落在瓷面上，碎成粉末。“你被停职那几天，戴老板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里待到很晚。有人看见他桌上摊着你的档案，一页一页地看。看了不止一遍。”
郑耀先端起茶杯。茶已经凉了，他没有喝，只是端着。杯底在桌面上轻轻磕着，发出一声一声的轻响。
曾墨怡。这个名字他已经很久没想起过了。不是忘了，是不敢想。曾墨怡是中共潜伏在军统内部的情报员，代号“医师”。郑耀先回重庆之前，曾墨怡暴露了。戴笠亲自审的，审了三天三夜。曾墨怡一个字都没说。第四天，被秘密处决。尸体至今没有找到。
郑耀先没有参与审讯，没有参与抓捕。但他知道曾墨怡。因为曾墨怡是他和陆文昌之间的联系人。曾墨怡死了之后，陆文昌才把程真儿派过来，顶替了交通员的位置。戴笠现在调曾墨怡的案卷，是在找什么？找曾墨怡和郑耀先之间的联系？还是找“风筝”的痕迹？
“老徐。戴老板查我，是怀疑我什么？”
徐百川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灭。烟头的红光暗了一下，然后灭了，冒起一缕细细的白烟。他没有马上回答。从口袋里又抽出一根烟，点上。打火机的火苗在他眼睛里映成两点小小的亮黄色。
“齐怀远临死前，说了一句话。”
郑耀先的手指收紧了。“什么话？”
“毛人凤的人在场。齐怀远被押到后院的时候，突然回过头，对押送的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以为抓了我就是抓了内鬼？军统最大的内鬼，还在你们中间。他比我藏得深。他不是一个，是两个。’”
徐百川把这句话说完之后，办公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窗外的鸟不叫了。梧桐树的新芽在风里轻轻晃着。远处江面上传来汽笛声，拖得很长。
“两个内鬼。”郑耀先重复这四个字。他的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份跟自己无关的文件。
“齐怀远说这话的时候，毛人凤不在场。但押送的人记下来了，写进了执行报告里。报告送到戴老板桌上，戴老板看了之后，把老吴叫过去，让他调你的档案。”徐百川吸了一口烟。“齐怀远说的‘两个内鬼’，一个是他自己——他已经认了。另一个是谁，他没说。但戴老板显然想到了你。”
郑耀先没有说话。齐怀远临死前这句话，不是在交代，是在报复。他自己活不了了，但要拉一个人垫背。他选了郑耀先。不是因为郑耀先真的是内鬼，而是因为郑耀先查到了他。他在审讯室里栽赃郑耀先失败之后，选择了最后一种方式——在他死之后，让这句话在戴笠心里生根发芽。齐怀远在军统待了八年，太了解戴笠了。戴笠不怕敌人强大，怕的是自己人不可靠。他用人，但不信人。齐怀远只需要把“内鬼”两个字和“郑耀先”三个字放进同一个句子里，戴笠就会自己去想。不需要证据，不需要逻辑。怀疑本身，就是种子。
“老郑。”徐百川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戴老板查你，不光是齐怀远那句话。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上海失联那七天。你回来之后写的报告，戴老板又看了一遍。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郑耀先的手指停在杯沿上。
“你的报告里写，那七天你躲在法租界一个联络点里，因为电台坏了，无法跟重庆联系。但戴老板让人查了当时的电台通讯记录。那七天里，法租界的联络点确实没有发出过任何电报。但在第六天晚上，有一份从上海发往重庆的电报。发报的地点，不在法租界。在公共租界。离你藏身的联络点，不到两公里。”
郑耀先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绷紧了。第六天晚上。公共租界。他记得那个晚上。那晚他从联络点出来，去了公共租界的一个地方。见了陆文昌。陆文昌让他把一份情报发出去——不是通过军统的电台，是通过中共的秘密电台。他发了。电文的内容是日军长江舰队的调动情况。那是陆文昌让他发的。用的是中共的密码。军统的电台通讯记录里不会有那份电报的内容，但会有发报的信号。军统的监听站，二十四小时监听上海所有电台的信号。那份电报的信号，被监听到了。当时没有人在意，因为上海每天有几十部电台在发报，军统的、中统的、中共的、日本的、外国商行的。但现在戴笠回过头去查，从几十份信号记录里，把那一份挑了出来。
“老吴查到了什么程度？”
“不知道。但昨天下午，老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