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车间里多了八台设备，工人从最初的六个涨到了四十多。村东头那片原本荒着的打谷场变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小型加工厂，门口竖了块铁皮牌子，上面刷着红漆大字：“建田机械加工厂”。
最忙的时候，车间里白天黑夜灯火不熄。柳慕琴有时候半夜醒来，看到身边空着，就知道林建田又在厂里盯夜班。她披上衣服去送过两回宵夜，看到他蹲在车床边，对着图纸跟工人讲解加工要领，嘴唇干裂，眼窝发青。
她没催他回家，把保温桶放下就走了。
国营机械厂那边开始有了反应。
建田机械的零件质量不逊于国营厂，价格偏偏便宜一大截，交货速度还快，这让好几个原本跟国营厂合作的客户开始动摇。最先转单的是省城一家农机制造公司，他们一口气把全年的联轴器订单都转给了林建田。
县国营机械厂的厂长姓高，叫高文彬，五十多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他拿着销售科的月报表看了三遍，脸色一阵比一阵难看。
“这个建田机械，什么来头？”
“一个农民办的，就在咱们县下面的林家村。”销售科长说。
高文彬把报表扣在桌上：“一个农民，能生产出精度达标的联轴器？”
“我们拿到了他的样品，确实达标。而且他有两款改良设计，性能比我们的常规型号还好一点点。”
高文彬没吭声。他在国营厂干了大半辈子，经历过计划经济的辉煌年代，认准了一个理——民营小厂成不了气候。但账面上的数字不骗人，连续三个月，销售额往下掉。
“去打听打听，他的设备从哪来的，技术从哪来的。”
这话传到林建田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跟省城的一个外贸公司谈业务。
引荐人是他跑运输时认识的一个朋友，姓陈，叫陈国强，在省城外贸公司做业务员。陈国强拍着林建田的肩膀说：“老弟，现在东南亚的机械零件需求量很大，你要是能接外贸单，利润比内销翻一番都不止。”
“外贸单对质量要求高吧？”
“高，但你的质量我见过，没问题。关键是你得过认证——ISO质量体系认证。没这个章，外商不认你。”
林建田回去之后，花了两个月把ISO认证搞了下来。系统在这个节骨眼上解锁了一套国际通用的质量管理流程，从原材料检验到成品出库，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化的操作文件。他依样画葫芦地推行下去，四十多个工人被他折腾得够呛，但效果立竿见影。
外贸公司的验厂人员来了一趟，走的时候点着头说：“没想到一个乡镇企业能做到这个水平。”
第一批外贸订单随后就到了。一千两百件法兰盘，出口马来西亚，利润比内销高出百分之六十。
接下来两年，建田机械的外贸业务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东南亚、中东、非洲，订单从各个方向涌来。林建田不得不再次扩建，厂区面积扩到了五千平，工人突破了一百五十人。
村里的风气在这两年里彻底变了。
当初笑话林建田的那些人，现在争着把自家孩子往厂里送。花婶的儿子进厂当了一名车工，三个月后就拿了全勤奖，工资加奖金超过两千块。花婶再上井台洗衣服的时候，逢人就夸：“我就说建田这孩子有出息，当初我就看出来了。”
旁边的人翻了翻白眼，但也没人拆穿她。
到了一九九六年，风向变了。
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下岗这个词像一把钝刀子，一刀一刀割在千千万万工人的身上。县国营机械厂首当其冲——连年亏损，产品积压，债务高筑——上级最终下了文件，实行“减员增效”。第一批下岗名单出来的那天，厂门口挤满了人，有骂的，有哭的，也有默不作声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的。
高文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了一夜，第二天递了辞呈。
消息传到林建田这里的时候，他正在看系统新推送的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报告上的数据很清楚：大批国企倒闭或缩减产能，市场上出现了巨大的供给缺口，同时也释放出了大量熟练技工。
机会摆在面前。
林建田做了一个在别人看来胆大包天的决定——扩大产能，接收下岗工人。
消息一放出去，报名的人挤破了厂门。林建田让人在厂门口支了张桌子，搬了几把椅子，一个一个面试。他不看学历，不看关系，就看两样：手艺和肯不肯吃苦。
“你以前干啥的？”
“国营厂车工，干了十四年，六级工。”
对面坐着的是个三十七八岁的汉子，两手满是老茧，指甲缝里还残留着车床上沾的机油。
“六级工？”林建田来了兴致，“给你一张图纸，精度要求正负零点零二，多长时间能做出来？”
汉子看了眼图纸：“一个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