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玉芬不一样，她不瘸不瞎，相反，她长得很漂亮。
哪怕过了三十岁，她的身段依然保持着那种水葱般的丰腴，皮肤白得耀眼。
她从来不下地干活，每天出门都要涂着鲜艳的口红，穿着对于村里来说有些过于时髦和暴露的包臀裙或者真丝吊带。
面对村里那些大娘大婶在村口柳树底下的指指点点、明嘲暗讽，玉芬从来都是高昂着头，踩着那双细高跟鞋“笃笃笃”地走过去，像是一只骄傲的孔雀。
如果有人实在按捺不住那颗八卦的心，凑上去问一句：
“玉芬啊，你这岁数也不小了，咋还不找个人家把事儿办了啊？是不是眼光太高挑花了眼落？”
这时候，玉芬就会停下脚步，撩一把烫过的大波浪卷发，眼神里透着股不可一世的鄙夷，嘴角微微上扬：
“大婶，你就别操心我了。我啊，在省城有男朋友的。人家叫彪哥。”
“彪哥？干啥的啊？这么有本事咋不把你接城里去享福？”
那些妇女们总是带着酸味反问。
玉芬就会洋洋得意地拔高音调：
“彪哥可是做大生意的，省城里那是黑白两道都有头有脸的人物。不是不接我，是彪哥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太多，忙不开。他早给我承诺了，等他在省城把那套大别墅的尾款结了，就开着大奔回咱们这靠山屯，用最风光的排场八抬大轿来娶我。你们啊，就等着吃我的喜糖吧！”
玉芬的话，在村里也就当个笑话听听。
大家背地里都说她是得癔症了，在外面打工几年被野男人骗了身子又踹了，没脸见人，只能编出个什么“彪哥”在村里给自己撑门面。
对于这种闲汉寡妇的话题，我向来是不参与的。
我叫陈平，二十八岁，前几年在省城里的一家汽修厂打工，因为家里老母亲身体不好，去年才辞了职回村，包了个鱼塘算是安顿下来。
我和玉芬不熟，但是，偏偏我对她嘴里那个“彪哥”略知一二。
我在省城的汽修厂，位置就在省城最为混乱的一条娱乐街后面。
那里龙蛇混杂，而那一片最有名的混混头子，就是被称作“大彪”的人。
那家伙可不是什么正经生意人，手底下养着一帮小弟，放着高利贷，还管着几家见不得光的地下赌场和风月场所。
他确实有钱，出手阔绰，出门也确实开着奔驰，但那种钱，每一分都透着血腥和危险。
半个月前，我在省城以前的工友还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段视频。
那是省城的扫黑除恶雷霆大行动，一长串的警车把一家高档KTV围了水泄不通，那个平时飞扬跋扈、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的“大彪”，被几个人高马大的特警按翻在地，戴上了冰冷的手铐直接押上了警车。
工友在群里说：
“大彪这次算是栽透了，涉黑、敲诈勒索加上故意伤害，这要是进去，没个十年八年绝对出不来。他名下那些非法的财产更是被查封了个干干净净。”
我当时看着手机里的新闻，脑海里莫名地闪过了村里玉芬那张因为描绘着“大奔和别墅”而充满憧憬的脸。
我当时只是摇了摇头，心想，不管是真是假，玉芬在这个村里的美梦，怕是很快就要被打破了。
没有哪个做这种见不得光勾当的大哥，会真的把一个农村姑娘当作最后的归宿。
但我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本跟我毫无瓜葛的因果圈，会在那个闷热的夏夜，极其突兀地把我也给罩了进去。
那是七月里的一个夜晚，天气闷热得就像是被扣在了一个巨大的蒸笼里，一丝儿风都没有。
我因为要在鱼塘旁边检查氧气泵的线路，一直忙到了将近半夜十一点才收完工。
我手里拿着一把大手电筒，顺着村边那条平时就罕有人至的机耕道往家走。
这条路的尽头，就是玉芬那间孤零零的红砖平房。她爹妈早几年就没了，平时就是她自己一个人住。
因为天气热，四周静得只能听到田里如同擂鼓般的蛙鸣。
就在我快要路过她家院墙外的时候，在一片蛙声中，我却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不和谐的声音。
那是哭声。
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号啕大哭，而是一种极其压抑、似乎是把脸埋在枕头里发出的、沉闷却又绝望的呜咽。
在这夜深人静的乡下，这种女人的幽幽哭声听着让人有些后背发寒。
我停下了脚步，本来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我想赶紧快步走开。
可那哭声越来越惨烈，甚至伴随着砸东西的声音。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心想别是这孤身女人在家里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