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常说，我这人什么都还行，就是嘴笨，心眼又死，不会哄女孩。
可我自己知道，根子不在嘴笨，而在我对结婚这件事，总有种说不清的戒备。
倒不是不想结婚，只是越到这个年纪，越觉得婚姻不像小时候看见的那样，不过是两家人热热闹闹吃顿饭、办个酒，从此就成了一家子。
到了现在，婚姻在我眼里更像一场风险很高的合伙——彩礼、房子、车子、酒席、三金、亲戚的人情，哪一样都像白纸黑字印在账本上，偏偏人心最难算。
那次给我介绍对象的，是我二姨。
二姨在镇上卖服装，认识的人多，谁家女儿离婚了，谁家儿子买房了，谁家要说亲，她都门儿清。她给我打电话时，语气神神秘秘的，说：
“这回这个姑娘不错，模样周正，人也老实，最关键的是，还是黄花大闺女。”
我当时正蹲在院里修三轮车，听见这话，差点把扳手掉地上。
“二姨，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拿这个说事。”
“你别不当回事。”
她压低声音，“现在这样的太少了。人家就是命不好，之前被人骗着领过证，没过多久就离了，实际上没啥。你要是娶回来，跟头婚差不了多少。”
她这套说辞，后来我在家里又听了一遍。
我妈比二姨还激动，像捡了多大的便宜似的。
晚饭桌上，她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你别挑了，这年头正经姑娘本来就难找。人家虽然领过证，但没真跟男人过日子，那不还是清清白白的吗？”
我爸平时不怎么管这些，也难得插了一句：“关键还是看人。要是人踏实，日子能过，别的都好说。”
我低头扒饭，没吭声。
说实话，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有点不舒服了。
不是对那姑娘不舒服，是对这种介绍方式不舒服。
一个女的，明明是来相亲找对象的，结果介绍她的人翻来覆去强调的，却是“还是黄花大闺女”。
好像她整个人最值钱、最值得担保的，不是脾气性格，不是为人处世，也不是有没有担当，而是她身上某种看不见却被很多人视作筹码的东西。
可我也明白，在我们这种地方，很多事就是这么说的。你不爱听，不代表别人不这么想。
那女孩叫林薇。
第一次见面，是在县城一家奶茶店。
她穿了件米白色针织衫，头发扎得很低，脸不算那种一眼惊艳的漂亮，但五官端正，皮肤白，说话也轻声细气。最起码从表面看，是个很容易让长辈喜欢的类型。
她看见我时，礼貌地笑了笑：“你是陈杨吧？”
“嗯，你是林薇？”
“对。”
我们面对面坐下，气氛起初有点拘谨。
她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在镇上的机械厂做设备维护，一个月七八千，不算高，但也还稳定。她点点头，说她之前在一家培训机构做前台，后来不做了，现在在县城一家童装店帮忙。
她说话不快，声音有点软。
我问一句，她答一句，不算特别热情，但也不冷场。聊到后面，居然还算顺畅。她会主动问我平时喜不喜欢运动，家里种不种地，也会笑着说自己做饭一般，只会煮面和西红柿炒鸡蛋。
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不坏。
真要说有什么别扭的地方，就是我心里始终悬着一根刺。
那根刺不是她本人，而是她身上那段“领过证”的经历。
介绍人说得太轻飘，像一张纸折一下又展开，什么痕迹都不会留。可我不相信婚姻这种东西真能那么轻。尤其她才二十四，年纪不大，怎么就从领证到离婚，全走了一遍？
第二次见面，是她提议的。
她说县城新开了一家烧烤店，味道不错，问我要不要去试试。
我当时心里其实已经有点想进一步了解她了，就答应了。
那天晚上我们聊得比第一次多，她还讲了点小时候的事，说她爸做生意赔过钱，所以家里一直很紧巴，她从小就想找个踏实的人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安稳就行。
她说这话时，眼神看着我，像有点试探，也像有点认真。
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我可能真的会顺着这条路往下走。
真正让我开始起疑，是第三次见面。
那天我开车带她去城南湿地公园，回来的路上，我终于还是问了那个一直压在心里的问题。
“你之前那段婚姻……到底怎么回事？”
她原本在看窗外，听见这话，明显怔了一下。
过了两秒，她才收回目光，说：“介绍人没跟你说吗？”
“说了，但说得不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