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三年前她那个在镇上矿里打黑工的丈夫被塌方的石头砸成肉泥，连个全尸都没拼凑全之后，她就成了这座村子里最扎眼的存在。
按理说，一个年纪轻轻就守了寡的女人，在这乡野村落里本该是受人同情和照拂的。
可李寡妇偏偏长了一张不安分的脸。如果说村里其他的农妇是粗糙的陶罐，那她就是一件误落泥潭的白瓷。
她的腰段软得像春风里的柳条，眉眼生得细长，眼波流转之间，像是在深水里游荡的鱼。
村里的女人见了她，总要在翻个白眼后狠狠往地上啐一口唾沫；而村里的男人们，面上跟着自家婆娘一起痛骂她是个“丧门星”，可背地里，那眼角的余光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她家那低矮的院墙里头瞟。
大概是从她丈夫死后的第二年起，李寡妇家的门前就不干净了。
一开始，只是一些看不太出恶意的碎瓦片、小石头，被人在夜黑风高的时候扔在她的木门边上。
渐渐地，事态开始变得恶劣。有人往她家门口倒吃剩的泔水，腐臭的气味在夏天招惹来成群结伙的绿头苍蝇，嗡嗡作响，像是在唱一出讽刺的戏。
再后来，越来越不堪入目的东西出现了——死了好几天发胀的老鼠、散发着刺鼻腥臭的鸡肠子、甚至是装在破烂塑料袋里、令人作呕的污秽排泄物，常常在黎明破晓前，精准地糊在她家那扇斑驳的木门上。
每次出了这种事，李寡妇定然是不会默默忍受的。
她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骂起人来百转千回，词锋恶毒得像沾了砒霜的刀子。
“哪个杀千刀的绝户种干的？不要脸的畜生！有爹生没娘养的王八羔子！大半夜做这种下三滥的缺德事，当心你们家生儿子没屁眼，生女儿代代做婊子！”
她通常会端着一个掉了漆的双喜搪瓷盆，盆里装着半盆清水，一边用院子里的扫帚清扫着那恶臭的污物，一边扯着嗓子对着村头的一条土路泼口大骂。
那细长的手指紧紧攥着扫帚把，胸脯因为剧烈的愤怒而上下起伏，原本白净的面皮涨得通红。
可奇怪的是，不管她骂得多难听，骂得多恶毒，整个村子就像是突然集体患了耳聋一样，没有一只偷腥的猫敢探出头来接茬。
村里的人甚至都在背地里说，这叫“现世报”。
我在村口的大榕树下，不止一次听到过那些闲言碎语。
王大妈一边择着手里的烂菜叶，一边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尽管那声音大得周围三米都能听清）对刘二婶说：
“听说了吗？昨晚又有人往那狐狸精门上丢屎了。该！我看就该丢死她！这浪蹄子，不守妇道，听说她男人死后，背地里偷了村里不少老小爷们。那些垃圾，肯定是被她勾引了又嫌弃人家的男人丢的，要么就是被那些气不过的婆娘丢的。”
刘二婶附和着，满脸鄙夷：
“可不是嘛！你看她看男人那个眼神，活脱脱就是个带钩子的妖精。偷了那么多人，活该她天天闻臭屎味儿，这是老天爷开眼，给她报应呢！”
那时候的我，刚刚从县城读完高中回到村里，因为没考上大学，心情正处于一种愤世嫉俗的郁结之中。
作为一个自认为读过点书、受过文明熏陶的“进步青年”，我对村里人这种集体霸凌和盲目的流言蜚语充满了厌恶。
在我的眼里，李寡妇是一个可怜人，是一个被封建思想和农村的恶俗环境压迫的弱女子。
她长得漂亮是她的错吗？失去丈夫是她的错吗？凭什么这些愚昧无知的村民要把脏水全泼在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寡妇身上！我对那些流言嗤之以鼻，并在心里暗暗为她鸣不平。
我自以为我看清了世俗的偏见，却没想到，真正愚不可及的，正是我自己。
事情发生在那年夏天最闷热的一个傍晚。
天边的火烧云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空气中没有一丝风，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母亲让去我村东头的张瞎子家讨一撮发面的酵母。回来的路上，正好要经过李寡妇的家。
李寡妇家的院子在村边的一个下坡处，四周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平时鲜少有人特意从这走。
我端着装了酵母的小碗，走到离她家还有二三十步远的一个拐角时，突然听到了“噗叽”一声闷响，像是什么湿软的东西重重地砸在木板上的声音。
我心里一惊，立刻放慢了脚步，贴着土墙的边缘探出头去。
眼前的景象让我火冒三丈。
只见村里那个出了名的杀猪匠、绰号“赵铁牛”的壮汉，正手里拎着一个破竹筐，站在李寡妇的门前。他刚把一筐腥臭的猪下水夹杂着变质的淤泥，肆无忌惮地扣在了李寡妇家的大门上。
暗红色的血水混合着黑色的臭泥，正顺着门板往下流，一股令人作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