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花。

    

    “好吃。”

    

    她又掰了一小块，递给陈师行。

    

    “爸爸，你尝尝。”

    

    陈师行接过去，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

    

    “好吃？”

    

    “嗯。”

    

    念真笑了，又掰了一小块，放进自己嘴里。她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舍不得咽下去。

    

    陈丽筠又从纸袋子里掏出一件东西，递给陈师行。是一支钢笔，黑色的笔杆，金色的笔尖，笔帽上刻着一个英文字母。陈师行接过去，拔开笔帽，看了看笔尖，又合上。

    

    “你送了我三块表了，这次不送表了？”

    

    “你不是舍不得戴吗？送你一支笔，你写字用。”

    

    他握着那支笔，罡劲的门开着，他不进去，也不关上。他感知到那支笔的分量，不重，但握着握着，像是重了。不是笔重了，是心意重了。她走了那么远的路，从纽约到北京，从百老汇到这个院，带回一支笔，给他写字用。她记得他写字，记得他抄拳谱，记得他写日记。她记得他的一切。

    

    “舍不得用。”

    

    她笑了。

    

    “那就两支都舍不得。笔和表，都舍不得。”

    

    他没答，把那支笔放在桌上，和那四块表放在一起。笔和表，并排躺着，安安静静的。

    

    晚上，念真睡了。她躺在炕上，戴着那顶大红色的帽子，没摘。小老虎抱在怀里，拳谱放在枕头边，节目册压在枕头底下。她阖着眼睛，嘴角翘着，笑了。她梦见自己在美国，站在百老汇的舞台上，穿着那件大红色的棉袄，唱越剧。台下坐着很多美国人，金发碧眼的，虽然听不懂，但都在鼓掌。妈妈站在侧幕，看着她，笑了。她笑了，在梦里笑了。

    

    陈丽筠坐在炕沿上，看着念真。她伸出手，想把她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怕她戴着睡觉不舒服。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了。她戴着就戴着吧，她喜欢就戴着吧。她看着念真，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陈师行面前。

    

    他坐在桌前，手里握着那支钢笔，没写字，就那么握着。她走过去，坐在他对面。

    

    “两个月了。”

    

    “嗯。”

    

    “纽约很冷，比北京还冷。”

    

    “嗯。”

    

    “百老汇的剧场很大，比长安戏院大好几倍。站在台上，往下面看，黑压压的一片，看不见尽头。”

    

    “嗯。”

    

    “我唱到‘海岛冰轮初转腾’的时候，台下很安静，安静得像没有人。我唱完了，掌声很响，响得我耳朵都疼了。”

    

    “嗯。”

    

    她沉默了一会儿。她看着他，罡劲的门关着，但她知道他在听。他一直在听，从她进门到现在，他一直在听。他不会问，不会说“辛苦了吗”，不会说“想我了吗”，但他一直在听。她说了这么多，他回了几个“嗯”。但她知道，这几个“嗯”就是他的话，他的话从来不多，但每一个都有分量。

    

    “你就不问问我，想不想你？”

    

    他看着她。罡劲的门开着，他不进去，也不关上。他感知到她的心，在跳，很快，很酸，很不甘。她想让他问，想让他说“你想我了吗”，想让他说“我想你了”。但他没说。他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想了。”

    

    她愣在那里。她看着他，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擦，让眼泪流着。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想了。”

    

    她低下头。眼泪流得更凶了，一滴一滴地掉在桌上，掉在那支钢笔上，掉在那些“嗯”字上。她没擦，让眼泪流着。流到嘴角，咸的。她笑了，笑得很轻，很短，但很真。

    

    窗外，小雪的夜，凉了。风从北边刮过来，硬邦邦的，像刀子。但西厢房里很暖，暖得很。炉子还没生火，炕还没烧，但两个人面对面坐着，隔着那张桌子，隔着那支钢笔，隔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就不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