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中的第十五个节气。俗语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天是真的凉了。早晨起来，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白蒙蒙的水汽，手指头划一下，能划出一道清亮亮的水痕。院里的槐树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那些挂在枝头，黄黄绿绿的，像旧衣裳的补丁。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落叶，被露水打湿了，黏在地上，扫也扫不动。空气中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像是落叶的腐气，又像是远处田里烧秸秆的烟味，混在一起，成了一股独属于秋天的、又甜又涩的气息。
院里，一大妈在过道里坐着，手里捧着一大爷那把茶壶。她穿了一件夹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的，脖子上还围了一条薄围巾——白露了，早晚凉了，她怕冷。二大爷从她面前走过，停下来，看了看她的围巾，想说什么，嘴张了张，又闭上了，背着手走了。三大爷在东屋里打算盘，噼里啪啦的，算着白露过后该种什么——他虽然不种地了，但这本账算了三十年，不算是改不掉了。
许大茂在院里练拳。他穿着一件长袖运动衫，外面套了件薄坎肩。他打得很慢，但每一拳都很沉，沉得空气都在抖。娄晓娥在旁边坐着，手里织着那件毛背心，织了大半了，快收尾了。她织几针，抬头看看许大茂，看他打得怎么样了。许大茂打完了，她递过去一条毛巾，许大茂接过去，擦了擦脸，笑了。
中院里，秦淮茹在灶台前忙活。白露了，她煮了一锅银耳莲子羹，放了些红枣、枸杞，炖得稠稠的，糯糯的，甜丝丝的。她端了一碗给贾张氏，贾张氏接过去，喝了一口，眯着眼睛，咂了咂嘴，又喝了一口。她没说话，但嘴角有笑意。八十三了，牙不行了，硬的嚼不动，但这羹软糯，她能喝。秦淮茹看着她，笑了。
西厢房里，念真在打崩拳。她穿着一件长袖褂子，袖子卷到肘弯，露出细细的小臂。她打得很认真，很专注，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她打着，心里在数数——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一，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二，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三。崩拳第十三式，她已经打了一万八千多遍了。她要把每一式都打到两万遍，三万遍，十万遍。爸爸说一万遍入门，她早就入门了，但入门不是终点，是起点。她记住了，记在心里，记在拳里。
陈师行站在窗前，看着念真。罡劲的门开着，他不进去，也不关上。就站在门口。他感知到她的拳，一拳一拳地打，每一拳都比上一拳更圆，更活，更整。她打了一万八千多遍了，崩拳第十三式已经打得很好了，比他当年好，比他当年快，比他当年稳。他没说“好”，她也没问。她知道不够，他知道够了。但够了不是终点，是起点。
念真打了五百遍，收拳了。她走到桌前，拿起茶缸子，喝了一大口水。她抬起头，看着陈师行。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陈师行转过身，看着她。罡劲的门开着，他不进去，也不关上。他的感知像水一样渗出去，渗向远方。他感知到陈丽筠的心跳，在远方，很远，很弱，但还在。她在美国，在旧金山，在演《贵妃醉酒》。今天是白露，天凉了，她还在异国的舞台上演着杨贵妃，演着她醉酒，演着她失宠，演着她死在马嵬坡。
“快了。”
念真“哦”了一声，低下头，继续喝水。她喝完水，放下茶缸子，又站到屋子中间，继续打拳。她打着，心里在算日子——妈妈走了多久了？快两个月了。上次爸爸站了九天，她守了九天，妈妈从新加坡赶回来了。这次妈妈去美国，比新加坡远多了，赶不回来了。她知道。她不怪妈妈，只是想了。想得很厉害。她不想哭，但打着打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她没擦，让眼泪流着，继续打。一拳一拳地打，眼泪一滴一滴地掉，打在拳上，打在风里，打在地上。
桌上放着一封信。信是上海来的，越剧院的公函，牛皮纸信封，右上角印着红色的单位名称。陈师行早上收到的，拆开看了，看完就放在桌上，没说话。他不用看，罡劲的门开着，他的感知像水一样渗出去，渗进那封信里。他感知到那些字——“美国”，“旧金山”，“纽约”，“华盛顿”，“贵妃醉酒”，“特邀陈丽筠担纲杨贵妃”。他感知到那些字背后的东西——舞台，灯光，掌声，异国的街道，还有分别。但他没说话，把信放在桌上，等她回来看。
白露的夜，凉了。念真睡了，躺在炕上，抱着小老虎，阖着眼睛，眉头皱着，没舒开。她梦见妈妈了，梦见妈妈在美国的舞台上，穿着杨贵妃的戏服，唱得真好听。台下坐着很多美国人，金发碧眼的，虽然听不懂，但都在哭。她梦见妈妈唱完了，谢幕了，台下掌声如雷。妈妈站在舞台中央，鞠了一躬，说了两个字——“谢谢。”英语的。她听不懂，但她知道妈妈在说谢谢。她笑了，在梦里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