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没亮的时候，风就起来了。不是那种呼呼的狂风，是那种干冷干冷的北风，从西伯利亚那边刮过来，穿过长城，穿过北京城，钻进每一条胡同、每一个院子。不响，但冷。冷得刺骨，冷得人缩脖子。院里，老槐树的枝丫在风里晃着，发出细细的、干涩的声音，像是老人的骨头在响。地上铺着厚厚一层雪，是昨夜落的，大风一刮，雪面上起了一层硬壳，白花花的，亮晶晶的。
陈师行早上起来的时候，窗玻璃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他用手摸了摸，冰花化了，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院里，傻柱的厨房灯亮了，黄黄的光从窗户里透出来，在雪地上照出一小块暖色。菜刀碰案板的声音，笃笃笃的，比平时早了大半个时辰。
他站完桩，吃了早饭，骑上车去所里。风大，骑不快，他蹬得慢，脸被风吹得生疼。路上人少，稀稀拉拉的，都缩着脖子，揣着手，匆匆地走。他骑到所里，把车停好，推门进去。小马在抹桌子，老李在翻报纸。王振山的办公室门开着，人还没来。他坐到自己的位子上，翻了翻卷宗。没什么事。辖区里太平得很。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想着今天是什么日子。十二月七号。大雪。二十四节气里，大雪是小雪之后的那个。天冷了，该冷了。但今天不只是大雪。今天是傻柱的生日。五十整。
他是在陈丽筠那儿听说的。前天晚上，她坐在灯下缝衣裳，忽然抬起头，说：“傻柱快过生日了。五十整。一大妈说的。傻柱自己不过，也不让人提。一大妈说他从来不过生日，说‘一个厨子，过什么生日’。”陈师行听着，没说话。她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缝。他没问她怎么知道傻柱的生日。她在这个院里住了十年了，什么事都知道。谁家孩子什么时候生的，谁家老人什么时候走的，谁家媳妇什么时候嫁过来的，她都记得。她不说，但她记得。傻柱的生日，她记得。五十整，她知道。
他靠在椅背上，想着傻柱。傻柱来这个院比他早。他来的那年，傻柱已经在这儿了。四十出头，胖乎乎的，圆脸，小眼睛，整天笑呵呵的。他是个厨子，在国营饭店上班，手艺好，人缘也好。院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找他帮忙。他从不推辞，下了班就过去，系上围裙，颠起大勺，炒菜做饭，忙活完了，喝两盅，笑呵呵地回家。他跟谁都处得来，跟谁都说得上话。除了许大茂。他跟许大茂不对付，见面就掐，掐了十几年。但许大茂入党之后，他也不掐了。见了面点点头，各走各的。他变了。不是人变了，是岁数到了。五十了，不想吵了。
陈师行想起八年前，他刚来这个院不久。那时候他还在追陈德发的案子，每天早出晚归，跟谁也不熟。有一天他回来晚了，院里的人都吃过了，他饿着肚子坐在西厢房里，翻着卷宗。有人敲门。他开了门，傻柱站在门口，端着一碗面，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哥们儿，还没吃吧？我给你下了碗面。”他接过去，吃了。面是手擀的，细细的，长长的。荷包蛋煎得刚好，蛋黄还是稀的，一咬就流出来。他吃完了，把碗还回去。傻柱说“以后回来晚了就跟我说，我给你留饭”。他说“好”。第二天，他又回来晚了。傻柱又端了一碗面，上面还是卧着一个荷包蛋。第三天，又端了一碗。第四天，又端了一碗。他不好意思了，说“你别管我了，我自己对付一口就行”。傻柱说“对付什么对付，你一个人在北京，没个家，没个媳妇，不吃饱了怎么行”。他没说话。傻柱把碗搁下，走了。后来他有了陈丽筠，有了念真，不一个人了。但傻柱还是给他留饭。有时候他回来晚了，西厢房的桌上就搁着一碗面，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用盘子扣着，怕凉了。他知道是傻柱放的。他吃了八年傻柱的面。八年，两千多天，他不知道吃了多少碗。傻柱从来没说过一句“你得还我”。傻柱不说，但他记着。
八年前，他送了傻柱一把刀。德国钢的，从二手摊上淘来的，刀身有锈，但钢火还在。他磨了一下午，磨得刃口锃亮，能照见人影。他敲开傻柱的门，把刀递过去。傻柱接过去，掂了掂，翻来覆去地看。然后他笑了，露出那口不太整齐的牙。“好刀。”他说。他把刀挂在灶台边最顺手的位置。八年来，那把刀切了无数菜，斩了无数肉，刃口钝了，卷了，傻柱舍不得磨，怕磨坏了。他用了八年，还是那把刀。钝了也不换。今天，他又该送一把了。不是还人情，是别的什么。他说不清。八年前送第一把的时候，他跟傻柱还不熟。只是觉得这个人好，该送。现在熟了，熟了八年了。从邻里到朋友到家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他五十整了，该送一把。不是一把刀，是别的什么。他说不清。
中午在所里吃了饭，他跟王振山请了假，说下午有事。王振山没问什么事，批了。他骑上车，往前门走。风还是那么大，干冷干冷的，吹在脸上像刀子。他骑得快，蹬得猛，身上热了，脸还是冷的。骑了半个时辰，到了前门。那条街还在，还是那些铺子，还是那些人。但旧了，破了，墙上的漆掉了，招牌上的字模糊了。他找到那个二手摊，还在老地方，还是那些旧货。锅碗瓢盆，刀剪斧锯，破铜烂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