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了。早上起来，窗玻璃上的薄霜厚了一层，白花花的，像撒了一层盐。院里，老槐树的叶子彻底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戳着灰蒙蒙的天，像是用墨笔在纸上画的线条，干瘦，冷硬。地上铺着厚厚一层湿叶子，沤了半个多月，烂了，黑黑的，黏黏的，踩上去没声了。一大爷不扫了，那些叶子就烂在地里，明年开春就是肥。
陈师行早上站完桩，吃了早饭，骑上车去所里。念真站在院门口送他，穿着那件蓝色的碎花布新衣裳，手里抱着那两只木雕小老虎。“爸爸早点回来！”他应了一声，蹬上车，出了胡同。
街上人不多，稀稀拉拉的。天冷了，出来的人更少了。路边的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几片干叶子，在风里晃着，就是不落。他骑到所里，把车停好，推门进去。小马在抹桌子，老李在翻报纸。王振山的办公室门关着，灯没亮，人还没来。他坐到自己的位子上，翻了翻卷宗。没什么事。辖区里太平得很。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想温兆年的事。半个多月了，分局那边没消息。温兆年还住在那条胡同里，没出来过。布控的人二十四小时盯着那扇门，但他没出来。他在里面做什么？陈师行不知道。也许在等什么人，也许在等什么事，也许什么都不等，只是想在那间屋子里待着。他七十三了，从东北潜回北京，住进那条胡同，那间屋子。那是他以前的住处吗？他查过，温兆年1958年迁东北之前，住的是另一条胡同，不是这条。那他为什么要住这里？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温兆年跑不了了。那扇门被盯着，那条胡同被盯着，他插翅难飞。什么时候收网，是上面的事。他等。
王振山来了。推门进来，脸色有些沉，眉头微微皱着。他走到办公室门口，开了门，进去，然后朝陈师行招了招手。
“进来。”
陈师行站起来，走进去，关上门。
王振山坐在桌前，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他没说话，看着那份文件，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陈师行。
“温兆年落网了。”王振山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陈师行坐在椅子上，没动。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他的心跳了一下。不是害怕，不是紧张，是那种等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来了的感觉。就像站桩站到子时，眼前出现那片白——你知道它来了。现在它来了。温兆年落网了。九年。从1959到1968，九年。从陈德发到老黄到温兆年，九年。一条线，三个人，从珠市口到天津到东北，再到这条胡同，这扇门。现在，线到头了。
“什么时候？”陈师行问。声音很平，很稳。
“昨天晚上。分局的人进去的。他没反抗，也没跑。就坐在屋里，灯下，看一本书。看见人进来，他把书放下，说‘我等你们很久了’。”
陈师行听着。等你们很久了。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他回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跑不掉。但他还是回来了。七十三岁，从东北潜回北京，住进那条胡同，那间屋子。他回来做什么？也许是回来看看。看什刹海的水，看银锭桥，看那些他待过的胡同，看那些他认识的人。也许什么都不看，就是想回来。死在哪儿，都不如死在北京好。他生在天津，但他在北京待了六年。六年，不算长，但也够了。够了。
“审讯已经突破了。”王振山说。他看着陈师行，眼神有些不一样。不是平常那种公事公办的眼神，是多了一点什么。陈师行看出来了，但没问。
“他供出了很多事。”王振山说。“1947年入线，1948年开始在京津线上跑情报。1958年迁东北之后，还在做。这次回北京，是来找旧关系的。但他还没找到，就被我们抓了。”
陈师行听着。这些他都知道。他追了九年，这些事他早就查到了。他等着王振山说下去。他知道王振山叫他进来，不只是告诉他温兆年落网了。
“他还供出了一件事。”王振山说。他顿了一下，看着陈师行。“1949年的一桩案子。”
陈师行看着他。1949年。那一年，师父还在天津。
“当年他负责京津线情报传递。有一次在天津接头，遇到意外。有人跟踪他，他跑不掉了。”王振山的声音很低，很慢，像是在讲一个很长的故事。“就在那时候，有个人帮了他。一个姓赵的拳师。”
陈师行握话筒的手紧了。他没拿话筒。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但王振山看见他的手了。他的手紧了一下，然后松开。很短的一下，短得几乎看不见。但王振山看见了。
“赵松年。”陈师行说。
王振山愣了一下。他看着陈师行，看了很久。
“你怎么知道？”王振山问。
陈师行没答。他看着窗外。窗外，天灰蒙蒙的，云很低，压着屋顶。院里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像老人的手指，干瘦，弯曲。他想起师父。师父教他站桩的那几年，他六岁，师父五十几。师父站桩的时候，不说话，闭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