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1967年。这一年的字迹很淡，像是不想让人看见。那一年他结婚了，有了念真，日子过得安稳了。但案子还在。每天晚上，等陈丽筠和念真睡着了，他就坐在桌前，翻开这本笔记，看看，想想。有时候写几个字，有时候什么都不写，就那么坐着。温兆年。这个名字他想了九年了。
他翻。1968年。这一页只有几行字，都是年初写的。他记了几个可能的地点，几个可能的关系人，几条可能的线索。然后就没再写了。不是放弃了，是在等。等温兆年自己冒出来。他相信一件事：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不可能彻底消失。他总要吃饭，总要睡觉，总要跟人打交道。他藏得再深，也会露出马脚。他等了九年，不急这几天。
现在，温兆年冒出来了。不是他找到的，是他自己冒出来的。分局的协查通报上写着：温兆年，七十三岁，有重大敌特嫌疑，近日可能从东北潜回北京。他要回来了。从天津到北京，从北京到东北，从东北回北京。一条线，追了九年。从陈德发到老黄到温兆年。从珠市口到天津到东北。从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现在，他要回来了。
陈师行阖上笔记。他的手按在封面上，黑色的硬壳封面，磨得发白的边角，看不清字迹的书脊。这本笔记跟了他十年了。从1958年到1968年，十年。第一页写着李姓失踪案，最后一页写着温兆年潜回北京。十年，一本笔记，从陈德发到温兆年，从“陈老板”到“掌柜”到“老黄”到“温兆年”，从珠市口到天津到东北，从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十年，他在这本笔记里写了多少字，他自己都数不清。有些字工工整整，有些字潦潦草草，有些字涂了又写，写了又涂。每一个字都是他追过的路，每一个字都是他等过的时间。
陈丽筠走过来，坐在他对面。她没说话，只是看着他。她看见他手里的笔记，看见他按在封面上的手，看见他的脸。他的脸没什么表情，但她看得出，他在想事。想很重要的事。
“怎么了？”她说。
他抬起头，看着她。她的眼睛黑亮亮的，很安静，很稳。他看了她一会儿。
“温兆年可能要回北京了。”他说。
她愣了一下。她知道这个名字。他跟她说过。在那些晚上，等念真睡着了，两人坐在炕上，他跟她说过这条线。从陈德发到老黄到温兆年，从珠市口到天津到东北。他说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讲别人的事。但她听得出，这件事他放不下。不是放不下，是没完。没完的事，放不下。
“协查通报？”她说。
“嗯。”
“你要跟？”
“嗯。”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小心。”
不是“别去了”，不是“让给别人跟”，不是“你追了九年了，够了”。是“小心”。两个字。她说了，就不说了。她站起来，走到灶台前，给他倒了杯水。水是温的，不烫不凉。她把杯子搁在他面前，然后坐回去，拿起针线，继续缝。
他看着她。她低着头，针线在手里上下翻飞，缝的是念真的新衣裳。秋分了，天凉了，念真去年的衣裳短了，该做新的了。她缝得很认真，一针一针的，密密实实的。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水是温的，喝下去，胃里暖暖的。
他把笔记放进抽屉里，锁上。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窗外，老槐树的叶子还在落。沙，沙，沙。一片一片的，不急不慢。处暑的风从窗户吹进来，凉凉的，干干的。他站在窗前，看着院里。念真还在站桩。她站了多久了？他出来的时候她就在站，现在还在站。她的腿不抖了，呼吸匀了，小脸绷着，嘴唇抿着。她站得比他想象的好。五岁半的孩子，站桩站得像模像样的。不是姿势像，是神态像。她站在那儿，不像一个孩子在模仿大人，像一个站桩的人。这个“像”不是装出来的，是站出来的。站久了，就像了。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走到桌前，打开抽屉，拿出笔记。他没翻开，只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十年的分量。他把笔记放在桌上，又拿起那份协查通报，看了一遍。温兆年，七十三岁，左眉梢有一道疤。他把通报放在笔记旁边，一左一右。左边是追了十年的案子，右边是等了九年的目标。现在，它们在一起了。
他坐在桌前，看着窗外。处暑的天，蓝得很高，很高。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晃着，阳光透过叶子，在地上投下斑斑点点的影子。念真站在那些影子里，一动不动。她的影子小小的，短短的，被那些斑斑点点的影子盖住了，分不清哪个是她的，哪个是树的。
他想起九年前，他第一次站在这个院里。那时候他也是一个人，站在老槐树下，站桩。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能站多久，不知道这个院会不会留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