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山没说这些，但陈师行都听懂了。
“我知道。”陈师行说。
王振山沉默了很久。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一堵墙，墙上刷着标语，红底白字，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来。
“批了。”他说。
陈师行点点头。他没说谢谢。不用谢。这是他的案子，他追了九年，该他画这个句号。
王振山走了。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脚步很重，像是踩在棉花上，虚虚的，不稳当。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没回头，站了两秒，然后推门出去了。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小马偷偷看了陈师行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抹桌子。老李翻了一下报纸，翻得哗哗响，然后又停住了。陈师行坐在位子上，看着桌上那份协查通报。温兆年。七十三岁。左眉梢有一道疤。他把通报折好，放进抽屉里，锁上。然后站起来，拿起帽子。
“我出去一趟。”他说。
小马应了一声。老李没吭声。
他走出所里，骑上车。太阳很高，晒得柏油路发软，车轮轧上去，沙沙的，黏黏的。他骑得不快，脑子里转着很多事，又像什么都没转。街上的景致从眼前掠过，大字报，标语，电线杆子，灰墙灰瓦。他骑了半个钟头，到了院门口。下车，推着车进去。
院里，老槐树下，念真在站桩。小脸绷着，嘴唇抿着，两手抱在丹田前。三体式。她的腿不抖了，呼吸匀了。四分钟，五分钟。她能站五分钟了。立秋那天她站了四分钟，这些天每天多站一点，五天多了五分钟。五岁半的孩子，进步比大人快。不是因为她有天赋，是因为她不怕。大人站桩，脑子里想得多，想着呼吸对不对，想着姿势好不好，想着什么时候能成。她什么都不想，就是站。站就是站。所以她站得好。
他没打扰她，推着车进了中院，把车停好，往西厢房走。陈丽筠在屋里做针线，听见脚步声，抬起头。
“回来了？这么早。”
“嗯。”
他走到桌前，坐下。桌上放着那本旧案笔记。黑色的硬壳封面，边角磨得发白了，书脊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他翻开第一页。第一页是1958年写的，字迹还很新，那时候他二十四岁，刚来所里不久，接了这个案子。第一行写着：1958年，李姓失踪案。然后是几行字，记的是李姓家属的证词。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的，不像后来的字，潦草得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认识。
他翻。一页一页地翻。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1959年，陈德发。这页的字迹变了，不那么工整了，有些急，有些乱。那一年的字都是这样。那一年他刚进所，什么都不懂，跟着老警察跑案子，学怎么问话，怎么记笔录，怎么盯梢。那一年他第一次听说“陈老板”这个名号，第一次知道珠市口那家铺子不简单。那一年他站在陈德发的铺子门口，站了两个时辰，里面没人出来，他也没进去。那一年陈德发死了，死在南下的火车上，心脏病。他不知道陈德发是真的心脏病还是别的什么。他只知道自己追了两年的线，断了。
他继续翻。1960年，天津。这页的字迹更乱了，有些字涂了又写，写了又涂。那一年他去了天津，在老黄的旧居附近蹲了七天。七天，什么都没蹲到。老黄已经走了，去了东北。他只在老黄的邻居那里打听到几句话：“黄先生啊，人挺好的，就是不爱说话。”“他左眉梢有道疤，看着凶，其实人不坏。”“他搬走了，去年走的，去了哪儿不知道。”
他翻。1961年，北京。这页的字迹工整了一些。那一年他回北京，案子搁下了，所里人手不够，他被调去管别的。但他没放下。他把旧案笔记带在身边，有空就翻翻，想想这条线还能怎么追。那一年他在笔记上写了一段话，现在看，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陈德发死了，老黄走了，但线没断。老黄是陈德发的人，温兆年是老黄的人。一条线，三个人，总有一个能追上。”
他翻。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这几年的字迹很工整，很慢，每一页都写得满满当当的。那几年他查了很多资料，问了很多人，跑了很多地方。他查到了老黄的真名叫黄德胜，河北人，1947年入线，1958年迁东北。他查到了黄德胜的上线叫温兆年，天津人，1947年入线，1958年同迁东北。他查到了温兆年的履历，查到了他的家庭，查到了他的社会关系。但温兆年这个人，他没见过。他只见过一张照片，是周同志给的。照片上的人五十来岁，瘦，颧骨高，眼窝深，左眉梢有一道疤。照片是黑白的，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来了。他把照片夹在笔记里，每次翻到这一页，都看一眼。看了好几年了。
他翻。1966年。这一年的字迹很乱，有些页只有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