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是热的，但热得不一样了。大暑那会儿是闷热，热得人喘不上气，像是被一床湿棉被捂住了。处暑的热是干热，太阳毒，晒得人皮疼，但你站在树荫底下，就有凉风。风不大，一丝一丝的，从不知道什么地方钻出来，吹在脸上，干干的，凉凉的。老槐树的叶子落得多了些，地上的黄叶子铺了一层，踩上去沙沙响。三大爷留下的那些花，一大爷还浇着，但茉莉也败了，只剩下一盆指甲草还开着，红艳艳的，在满院的枯黄里显得扎眼。
陈师行早上站完桩，吃了早饭，骑上车去所里。念真站在院门口送他，手里举着那片夹在《三体式图解》里的黄叶子，朝他晃了晃。“爸爸早点回来！”他应了一声，蹬上车，出了胡同。
街上，大字报又换了一茬。他扫了一眼，没细看。骑到所里，把车停好，推门进去。小马在抹桌子，老李在翻报纸，王振山在办公室里看材料。他坐到自己的位子上，翻着今天的卷宗。没什么要紧事。辖区里最近太平，偷鸡摸狗的少了，打架斗殴的也少了。不是人变好了，是都忙着呢。忙着开会，忙着学习，忙着写大字报，忙着互相揭发。没工夫惹事。
他翻了半个时辰的卷宗，把几份需要处理的文件批了，搁在一边。然后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想站桩的事。罡劲的门看见了，但没进去。这些天他每天晚上站到子时，站在那扇门前，伸手，触到那层纸，然后收回来。不是不敢，是时候没到。他等了一年，再等一年也无妨。
门被推开了。王振山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他走到陈师行桌前，把文件搁下。
“分局刚发的协查通报。”王振山说。他的声音不大，但陈师行听出点不一样的东西。不是平常那种公事公办的语气，多了一点什么。陈师行睁开眼睛，看着他。王振山的脸色有些沉，眉头微微皱着，嘴角往下撇着。他站在桌前，两手撑着桌沿，指节微微发白。
“你看看。”王振山说。
陈师行拿起文件。是一份协查通报，分局发的，红头文件，上面盖着分局的章。他扫了一眼抬头，然后往下看。
目标：温兆年。
他的手指停了一下。很短的一下，短得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但王振山看见了。王振山的眼睛动了一下，没说话。
七十三岁，男，汉族，身高约一米七二，体型偏瘦，面部特征：颧骨高，眼窝深，左眉梢有一道疤。有重大敌特嫌疑。1947年入线，1958年迁东北，近日可能从东北潜回北京。落脚点未知。各派出所接通报后，立即布控，发现线索第一时间上报分局。
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温兆年。七十三岁。左眉梢有一道疤。1947年入线。1958年迁东北。1968年潜回北京。二十一年。从1947到1968，二十一年。他在天津待了十一年，在北京待了六年，在东北待了十年。现在他要回来了。
陈师行把文件放下。他的手很稳，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他的心跳了一下。不是害怕，不是紧张，是那种等了很久的东西终于要来了的感觉。就像站桩站到子时，眼前忽然出现那片白——你知道是什么，你知道它来了。
“你当年追过陈德发。”王振山说。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办公室里还有别人，小马和老李虽然没往这边看，但这种事不能大声说。“这个姓温的，你熟。”
陈师行看着他。王振山的眼睛很亮，像是探照灯，直直地照过来。他不躲。没什么好躲的。
“我认识他。”陈师行说。“他叫老黄。”
王振山点点头。“我知道。你的档案我看过。1959年你进所的时候，上面有批注。你追陈德发的案子追了两年，陈德发死了之后，线就断了。后来你查到天津，查到老黄，又查到东北。这条线你追了九年。”
九年。从1959到1968，九年。从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九年。从陈德发到老黄到温兆年，九年。一本旧案笔记，从第一页写到最后一页。李姓家属那六个字的“谢谢你”，他还记得。那天她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封信，眼泪从脸上淌下来，嘴唇哆嗦着，说了六个字。他记了九年。
“我来跟。”陈师行说。
王振山看着他。看了很久。办公室里很安静，小马不抹桌子了，老李也不翻报纸了。两人都低着头，装作没听见，但耳朵都竖着。
“你确定？”王振山说。
“确定。”
“这案子你追了九年。”
“嗯。”
“追了九年的案子，最后抓人的时候——”
王振山没把话说完。他停住了，看着陈师行的眼睛。他的眼神里有话，那些话不能说出来，但陈师行看得懂。追了九年的案子，最后抓人的时候，容易出事。出什么事？出感情的事。你追一个人追了九年，你了解他，你熟悉他，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知道他习惯走哪条路，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咳嗽，知道他左眉梢有一道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