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行早上起来的时候，天还没亮透。他睁开眼睛，看着屋顶。屋顶是灰的，有几道裂缝。他看了两秒，然后转头，看了看旁边。
空的。
那条白围巾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她睡的位置上。
她走了五十二天了。
他看了一会儿，轻轻起来，穿好衣服，出去。
院里，天还黑着。老槐树光秃秃的，站在那儿。地上铺着一层雪——昨夜里又下了一场，薄薄的，白白的。风刮着，冷飕飕的。
他站在树下，开始站桩。
一站就是一个时辰。
收功的时候，太阳升起来了。阳光照在院里，照在雪上，白得刺眼。老槐树的枝丫上落着一点雪，细细的，像镶了一道银边。
他收了功，站在那儿，看着西厢房的门。
门关着。
他站了一会儿，回屋。
烧水，沏茶，坐在炕沿上。
刚坐下，就听见外头有人喊。
“陈师行！有信！外国来的！”
是老周的声音。
他站起来，开门出去。
老周站在垂花门下，手里举着一个厚厚的信封。看见他，笑着说：“苏联来的，厚着呢！”
全院几个早起的人都探头看。傻柱从厨房探出脑袋，二大妈从后院探出脑袋，连后院新来的李建民都站在门口张望。
他走过去，接过信。
信封上贴着苏联邮票，字迹是她的。比平时厚得多，鼓鼓囊囊的。
他把信揣进怀里，转身回屋。
老周在后头喊：“不拆开看看？”
他说：“回屋看。”
老周笑了，说：“行，您慢慢看。”
他回屋，关上门。
坐在炕沿上，把信拿出来。
厚厚的，沉沉的。
他拆开。
里面是一叠信纸，整整五页。
还有一张照片。
他先看照片。
红场。她站在雪地里，裹着那件藏青色的大衣，围着那条白围巾——不是留给他的那条，是另一条。身后是那座花花绿绿的教堂，尖顶的，圆顶的，像童话里的房子。
她对着镜头笑。
那个笑，他认得。
他把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放下，看信。
第一页。
“师行：
莫斯科大雪。真的很大。比北京大得多。每天早上起来，窗外的雪都能没过脚踝。能见度很低，演出的时候，台下观众的脸都看不清。但掌声听得清。”
他想着她站在台上，台下黑压压一片，掌声响起来的样子。
第二页。
“剧团住地有暖气，屋里很暖和。但我还是不习惯。上海的冬天没暖气，北京的冬天有炕，莫斯科的暖气是另一种东西——热是热，但热得不对。
每天晚上睡前，我都在屋里站一刻钟桩。同屋的演员问我每天在练什么，我说是‘丈夫教的广播体操’。她们信了，还让我教她们。我说不行，这广播体操要师父点头才能教。”
他嘴角翘了一下。
第三页。
“她们问我要师父点头？我说对。她们问我师父是谁？我说是丈夫。她们就笑。说我跟你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我说有吗？她们说有。
我想，她们说得对。我跟你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他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第四页。
“莫斯科的雪和北京不一样。北京的雪是软的，黏的，落在身上会化。莫斯科的雪是硬的，干的，落在身上不会化，一拍就掉。地上的雪也是，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不像北京，踩上去是噗噗的。
我问当地人，他们说莫斯科的雪就是这样，不黏人。我不知道什么叫不黏人。后来我站在雪地里站桩，发现雪落在身上，真的不黏。一拍就掉。干干净净的。
我想念北京的雪。黏人的那种。”
他把第四页看完了，拿起第五页。
第五页只有一行字。
“这里的雪不黏人，落地就硬了。我想念北京的雪。”
他看着这行字。
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五页信纸叠好，把照片放在最上面。
压在枕头底下。
和那些信放在一起。
拳谱。剧照。旧电报。莫斯科来的前两封信。现在多了五页纸，一张照片。
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院里有人在扫雪。傻柱拿着扫帚，一下一下地扫着。雪扬起来，在阳光里闪着光。
他看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