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行每天还是那套作息：早起站桩，去所里，傍晚回来，看看书，再站会儿桩。棒梗风雨无阻地跟着，小脸冻皴了也不吭声，站得越来越稳。
那天下午，陈师行正在所里整理案卷，电话响了。
接起来，是市局二处那个人——打过两次交道，陈师行已经记住了他的声音，低沉，平稳，不带情绪。
“陈师行同志，有个事需要你配合。”
陈师行说：“您说。”
“长安戏院那个案子，还有后续。那个人交代了，他们还有一个联络点，在鼓楼东大街，是个修车铺。我们需要人盯着，但不能打草惊蛇。你在那片儿熟，认脸不认人，最合适。”
陈师行沉默了一秒，说：“需要我做什么？”
“每天下班路过一趟，看看有没有异常。不用进去，不用打听，就看。看进出的人，看铺子开门关门的规律，看有没有生面孔。记在心里，每周汇报一次。”
陈师行说：“好。”
那边说：“这事，对谁都不能说。你们所长那儿，我们会打招呼，就说你在配合市局搞人口普查。”
陈师行说：“明白。”
挂了电话，他坐在那儿，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敌特。
这个词离他很远，又很近。远是因为他从前只在电影里看过，近是因为现在他就要去盯着他们了。
他想起那个看戏不看台的男人，想起那人走的步子——稳，快，低着头，不回头。那是练过的人。
这种人，会开修车铺？
他心里有数了。
从那天起，陈师行每天下班多走一段路。
鼓楼东大街，离南锣鼓巷不远，往东走一刻钟就到。那家修车铺在街中段，门脸不大，门口停着几辆破自行车，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整天蹲在那儿敲敲打打。
陈师行第一次路过的时候，余光扫了一眼。那男人瘦，黑，穿着油腻腻的工作服，埋头修车，头都不抬。
他继续往前走，没停。
第二次路过，他看见有个人在铺子里，站着跟那男人说话。那人背对着门口，看不见脸，只看见一件灰棉袄，洗得发白。
陈师行走过去，余光扫过——那男人还是埋头修车，说话的人侧了侧身，露出半边脸。
四十出头，国字脸，浓眉，看着像工人。
陈师行记在心里。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他每天路过，每天看一眼，每天在心里记一笔。修车铺的规律摸清了：早上八点开门，晚上七点关门，中午那男人自己带饭，蹲在铺子里吃。来修车的人不多，一天三五个，大多是街坊邻居。但每隔三四天，会有一个生面孔来，不修车，站着说几句话就走。
他把这些都记在心里，每周打个电话，汇报一次。
那边听完，从来不说什么，只是“知道了”，然后挂断。
就这么盯了一个多月，进了腊月。
腊月初八那天，陈师行照常路过修车铺，余光一扫，忽然顿住了。
铺子里除了那个修车的男人，还有一个人。
那人背对着门口，穿着件军大衣，正弯腰看一辆自行车。修车的男人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个扳手，嘴上说着什么。
陈师行继续往前走，没停。但余光里，那个穿军大衣的人，他见过。
是在长安戏院。
那个骂人的中年工人。
他脚步没停，心里却翻腾起来。
那个工人——给他送过苹果的那个——是敌特？
他想起那天的事：那人在戏院里骂人，骂的是那个往侧幕瞅的人。他骂得义愤填膺，骂得像个普通老百姓看不惯鬼鬼祟祟的人。
可他现在出现在修车铺里。
他想起那人给他送苹果时说的话：“同志，您是个好警察。我看得出来。”
那句话，现在听着，不一样了。
他继续往前走，拐进一条胡同，站住了。
靠在墙上，他闭了闭眼，把刚才那一幕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修车铺，那男人，军大衣，说话的姿态，那弯腰看车的动作。
他看着不像是来修车的。
修车的人，看车是看轮胎、看链条、看刹车。那人看车，是弯着腰，手却背在身后。
那不是看车，是说话。
借着看车的姿势，说话。
陈师行睁开眼，继续往前走。
那天晚上，他打电话汇报，把这事说了。
那边沉默了很久，久到他以为电话断了。
然后那边说：“你确定？”
陈师行说：“确定。我见过他两次。第一次在戏院，他骂人；第二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