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晚上，陈师行正在屋里看书，听见有人敲门。
打开门，傻柱站在外头，手里拎着个玻璃瓶，里头装着浑浊的液体，冲他晃了晃：“陈同志，喝点儿？”
陈师行看了看那瓶子：“什么酒？”
“红薯酿的，我自个儿鼓捣的。”傻柱说，“不要你菜，有花生就成。”
陈师行让他等着，回屋翻了翻，从柜子里摸出半包花生——是前些日子秦淮茹送来的，棒梗他妈说给孩子当零嘴，棒梗非要分他一半。
他拿着花生出来，傻柱一看就乐了：“得，有这玩意儿就行。走，上我那屋，我那儿暖和。”
陈师行跟着他去了中院。
傻柱的屋陈师行第一次进。比他那间还乱，床上堆着衣服，桌上摆着碗筷，墙角码着几个坛子，大概是腌的咸菜。但屋里暖和，炉子烧得旺，一进门热气扑面。
傻柱把桌子收拾出一块地方，摆上两个碗，倒上酒。酒液浑浊，飘着一股红薯的甜香，还有点儿冲。
“来，尝尝。”傻柱端起碗，“我这是头一回酿，不知道成不成。”
陈师行抿了一口。酒烈，但没邪味，下肚暖洋洋的。
“成。”他说。
傻柱乐了，给自己也倒上，剥了两颗花生扔嘴里，嚼得嘎嘣脆。
两人就这么喝着，傻柱话多，陈师行听。
“陈同志，您知道我是怎么学的厨子吗？”傻柱喝了几口，话匣子打开了，“十三岁，我爹把我扔到前门一个饭庄，跟的是谭家菜的传人。那师父，狠着呢。头一个月，不让上灶，就让我烧火、择菜、洗碗。我那时候个子矮，够不着灶台，垫着砖头烧火，烧了整整一个月。”
陈师行听着，没吭声。
“第二个月，让我切菜。切不好，师父拿擀面杖敲我手背，敲得肿得跟馒头似的。我哭，我爹说，忍着。第三个月，终于让我上灶了，颠勺颠得胳膊肿了一圈，睡觉都抬不起来。”傻柱说着，把碗里的酒干了，“可我现在想想，要不是那时候狠练，哪有今天这手艺？”
陈师行说：“严师出高徒。”
傻柱点头：“对。可我那师父，后来不行了，解放前抽大烟，把家业抽光了。我去看过他一次，瘦得跟鬼似的，拉着我的手说，柱子，别学我。”
他说着，又给自己倒了一碗。
陈师行看着他，忽然问：“你爹呢？”
傻柱愣了一下，脸上的笑收了收，闷声说：“跟人跑了。”
陈师行没接话。
傻柱自己接着说：“何大清，我亲爹，五几年的时候，跟个寡妇跑了，扔下我和我妹妹。我妹妹那时候才八岁，我十五，怎么办？我扛着。给人帮工，卖力气，后来进了食堂当厨子，好歹把她拉扯大了。现在嫁人了，在天津，过得还行。”
他端起碗，喝了一大口。
“你说这人，怎么就能这么狠心？自己的孩子，说扔就扔了？”他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酒劲还是什么，“我不恨他，我就是想不通。”
陈师行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些事，想不通就别想了。想多了，自己难受。”
傻柱看着他，忽然笑了：“陈同志，您这人，话不多，但句句都在点儿上。”
陈师行没说话，剥了颗花生扔嘴里。
傻柱又给他倒上酒，问：“您呢？您家里什么样？”
陈师行顿了顿。原身的记忆浮上来——河北农村，父母早亡，吃百家饭长大，后来参军，再后来转业到北京。他说：“没什么人。就我自己。”
傻柱愣了一下，说：“那咱俩差不多。我好歹还有个妹妹，您这是真一个人。”
陈师行说：“习惯了。”
傻柱举起碗：“来，为习惯，干一个。”
两人碰了碰碗，各自喝了。
酒过三巡，傻柱的话越来越密，从谭家菜扯到食堂里那些事，又从食堂扯到院里这些人。
“许大茂那孙子，”他说，“我是真看不上他。您说他这人，有什么好？尖酸刻薄，见谁都咬一口。可他媳妇走了，他蹲那儿哭，我又觉得他可怜。”
陈师行说：“你也是嘴硬。”
傻柱愣了愣，然后笑了，干了一碗：“得，您说得对。我就是嘴硬。心里其实知道，他也不容易。没孩子，媳妇跑了，一个人在院里，谁见谁躲。换我，我也得疯。”
陈师行说：“所以你就跟他吵？”
傻柱嘿嘿乐了：“吵习惯了。不吵两句，觉着少点啥。”
陈师行摇摇头，没说话。
傻柱又给他倒酒，陈师行用手挡了挡：“够了。”
傻柱说：“这才多少？我酿这一瓶，就是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