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的议题范围明显扩大，氛围也与前一日华尔街银行家们关起门来讨论“英镑救市”的冷酷务实风格有所不同。
这场会议由欧洲区主席，法国政治元老乔治·安图贝主持，议题是：“新东方政策”的延续性及其挑战。
当然，此“新东方”非彼“新东方”，与厨师培训或汽修技能毫无关系，也非指代遥远的华夏大陆。
这里的“新东方政策”，特指由西德前总理、社会民主党人维利·勃兰特于1969年上台后大力推行，旨在与苏联及东欧集团“缓和”关系的一整套外交战略。
其核心，是放弃此前阿登纳政府坚持的，导致西德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哈尔斯坦主义”：西德是德国唯一合法代表，与任何承认东德的国家断交。
勃兰特政府转而采取“以接近求改变”的务实方针：
承认二战后的欧洲边界现状与德国分裂的现实，主动与苏联、波兰及东德实现关系正常化。
五十年代，阿登纳的强硬立场随着东德获得越来越多国家承认，反而使西德自我孤立。
进入七十年代，在美苏关系整体缓和的背景下，西德希望借此打开庞大的苏联东欧市场，并通过更灵活、更独立的外交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依附。
于是，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接连发生：
1970年8月签署《莫斯科条约》西德与苏联互相放弃武力，承认欧洲边界现状；
同年12月签署《华沙条约》西德正式承认奥得-尼斯河为德波边界，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惊世一跪；
1972年签署《两德基础条约》互相承认主权，双双加入联合国；
1973年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建交，并宣布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无效。
“先生们，石油危机虽然对我们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同样也让铁幕的另一侧发生了深刻变化。”
埃贡·巴尔率先发言。
这位西德社民党要员不仅是现任施密特内阁的阁僚。
更是“新东方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之一，由他阐述此议题再合适不过。
西德与东德，是冷战在欧洲最前沿的对峙堡垒。
巴尔继续深入分析：
“尽管根据经互会的内部协议，东欧国家在1974年前能以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获得苏联原油。
但从去年开始，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协议，供应给东欧的原油价格从每桶18卢布，飙升至65.5卢布，涨幅高达3.6倍！
东欧各国每年为此需额外支付近40亿卢布，这对其本已脆弱的经济体系是毁灭性打击。”
乔治·安图贝适时接过话头，将话题引向更广阔的视野：
“缺乏足够粮食和先进技术的东欧国家，正陷入一场由苏联制造的隐性‘人权危机’——即基本民生保障的危机。
它们开始转向国际金融市场寻求援助，这让我不禁想起当年的大萧条时代。”
他看向戴维·洛克菲勒，语气中带着对历史的追忆与对资本力量的推崇，
“在纽约，有洛克菲勒中心的建设计划提振信心与就业。”
他指的是小约翰·洛克菲勒的功绩。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
安图贝话锋一转，
“彼时新兴的苏联，通过雇佣西方工程师、购买机械设备度过了工业化关键期；而困境中的魏玛德国，也通过大量国际借款购买工业品，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缓解了社会压力。
我认为，当下的东欧同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既能通过经济与技术合作的渠道，输出我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同时也能为西方世界滞胀的经济，找到新的增长方向与市场。”
“没错。”
艾伦·格林斯潘推了推眼镜，用他那种混合着学者冷静与政治正确的语调插话道，
“苏联正利用能源武器加强对东欧的控制，导致当地民生困苦，经济凋敝。
工业技术停滞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人民缺衣少食。
我们的介入，不仅是输出价值观，也是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帮助东欧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
躲在会议室角落的朱利安，闻言几不可察地微微撇了撇嘴。
经济封锁他们的时候，怎么没人提“人权”和“人道”？
现在倒举起这面大旗了，还真是冠冕堂皇。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东欧的问题，”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作为三边委员会研究主任，坚定强硬的反苏战略家，以清晰的逻辑予以肯定，
“也是拉美的‘安第斯俱乐部’国家、中东乃至非洲许多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
凡是苏联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