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进入了一年中最闷热的时节。
珠江上不起风，江水像一锅搁凉了的稠粥，灰绿灰绿地摊在那里。岛上的桉树晒得卷了叶，知了从早叫到晚，把人的耳膜震得发麻。
陈锐站在队列里，汗顺着后颈往下淌，军装后背湿透了一大片。
今天是总理纪念周。
四百七十名一期生整装列队，步科、炮科、工科、辎重科，枪靠右肩，刺刀卸下。太阳从操场东侧斜射过来，照在克虏伯山炮的黄铜标尺上，反出刺目的光。
主席台上，校长正在讲话。
他今天穿着那套墨绿色将官礼服，白手套，马靴锃亮。语气比开学典礼那天更沉，更缓，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军校自创办以来，各项制度运行四月有余……”
他顿了顿。
“然余近来反复思之：一校之长，对上负责，对下督饬，军令政令，应当统一。”
台下静得只剩蝉鸣。
陈锐站在第三排。
他感觉到身边杨立青的呼吸滞了一瞬。
校长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只是提了这么一句，像投石入井，听个回响。然后他话锋一转，开始讲东江战事、讲陈炯明残部、讲全军须精诚团结。
但那一句话已经落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纪念周结束后，队列未散。何教官上台宣布：下午各队分班讨论，题目是“军队制度之利弊”。
人群里起了轻微的骚动。
陈锐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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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时，食堂里的气氛变了。
没有人公开议论上午的事，但说话声明显压低了许多。筷子碰碗沿的声音格外清脆，有人把稀饭喝得很响，像是在填补某种沉默。
陈远端着搪瓷碗在陈锐对面坐下。
他没说话，只是埋头扒饭。
杨立青坐在陈锐旁边，筷子在碗里戳了很久，一粒米都没夹起来。
终于，陈远放下碗。
“我入校前，在上海见过廖先生。”他声音压得很低，“他说，军队要有魂，魂丢了就是私兵。”
他停住。
“否则什么？”杨立青问。
陈远看了他一眼。
“否则，这军队是谁的？”
杨立青没有回答。
陈锐没有说话。
食堂角落那桌忽然响起一阵笑声。是杜聿明那桌，几个陕西同乡围着，不知谁说了句什么，气氛松快。杜聿明正笑着，目光无意间扫过来，与陈锐对上。
他笑容收了收，礼貌地点点头，转回去继续吃饭。
陈锐低头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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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分班讨论在兵器室进行。
屋里摆着两张拼起来的木桌，桌上摊着几支拆开的汉阳造步枪，枪机、枪管、复进簧散落一地。班主任何教官坐在上首，手边搁着一本《曾胡治兵语录》。
“诸位，”他说，“军队制度之利弊，畅所欲言。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沉默。
有人清了清嗓子，是步科一队的贺英。
“学生以为，政治训育确有必要。”他站起来，字斟句酌，“革命军与旧式军队之别，在于知为何而战。政治教官负责思想训导，可令士兵明事理、懂责任。此乃革命军之根本。”
何教官点头，未置可否。
又一人站起，是炮科的邓文。
“但指挥系统与训导系统平行，战时易生掣肘。连长接到命令，该听团长的，还是听教官的？若二人意见不一，部队听谁的？”
有人附和，有人沉默。
杨立青几次想开口，又咽了回去。